晚清同治朝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作为的文臣武将，君臣携手开创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在这一批将帅当中，对外封疆大吏首推曾国藩，对内阁臣则以倭仁为代表。他们两人的关系和经历和也是非常有意思。

1811年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字伯涵，号涤生。翰林出身，出任两江总督以及直隶总督，封武英殿大学士。倭仁1804年生于河南开封，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而且两人先后于1871和1872年去世，共同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完全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在道光年间，两人都在北京翰林院任职，同时师从当时的大儒唐鉴，两人亦师亦友，交流切磋学问，是当时提倡理学的中坚力量。而到同治时期，两人又同时身居高位，曾国藩主外，倭仁主内，成为“中兴”的股肱之臣。但是这两个人在思想以及作风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曾国藩提倡向西方学习，成为洋务运动的领袖。而倭仁保守顽固，成为晚清保守派的原型。

求学于唐鉴门下

曾国藩和倭仁都是晚清非常有名的理学家，这与他们早年跟随著名理学大师唐鉴学习不无关系。按照现在的叫法，曾国藩管倭仁还得叫一声学长。1840年前后，正是唐鉴事业的高峰期，他在朝廷做官，因为学问高深，周围聚集了像倭仁、曾国藩、吕贤基、何桂珍等等当时优秀的翰林士子。刚考中进士的曾国藩投入唐鉴门下，自然认识了早已跟随老师的倭仁。

此时的倭仁做学问非常用功，深受同行的敬佩。唐鉴也称赞倭仁“河南倭艮峰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捡者皆记出。”早年一心想当圣人的曾国藩对于倭仁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非常佩服。

正是由于这位老学长深受曾国藩的敬佩，曾国藩常常向倭仁请教学问，交往非常密切。两人都非常推崇程朱理学，倭仁对曾国藩也非常赏识，根据自己的求学修身经验教曾国藩的功课。曾也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课送给倭仁以求批阅指教，这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两人相处非常融洽，在学问上的切磋与探讨，使得两人后来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

虽然他们两个人都推崇理学，且关系密切，但是在性格上与学问的道路上都相差很大。咸丰曾就对两个人的评价非常独到。在咸丰皇帝记为之初，不管是励精图治也罢，还是新帝登基做样子也罢，就“用人行政”下诏以求言路。曾国藩和倭仁分别上《应诏陈言疏》，对国家治理提出自己的想法与见解。

向来擅长议论的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辩”，并引经据典，深受同仁赞许。然而皇帝却一言中的：“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曾国藩只是对如何用人阐释自己的想法，咸丰皇帝评价为“剀切明辨，切中情事”。两者相比较，两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是不一样的，能干实事的曾国藩更受好评，而且还有所谓的“一内一外”的评价。后来有人假设曾国藩没有外出做官，他也只不过是像倭仁一样的清流而已，但是此时皇帝心中已有了主意，曾国藩能做实事。

内外辅佐同治中兴

从乾隆皇帝后期，盛极的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了。从嘉庆时期的川楚白莲教叛乱开始，到道光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再加之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奄奄一息，就连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仓皇出逃，死在热河行宫。内忧外患之下，清朝统治者任用一大批汉族官僚，再加上相对稳定的国外环境，开创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方面开始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渐走出乾嘉时期只注重考据议论，不做实事的学风。同治初年，倭仁、李棠阶、吴廷栋等理学修身派开始入朝辅政，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倭仁又具有同治皇帝帝师的身份，努力以“正学”辅导圣德。自己亲自总结编辑历代帝王图强正心的各种记录，编为《启心金鉴》作为皇帝读书的教材，教导同治帝励志图强，做一个圣君。

同时倭仁利用自己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职位，订立《翰林院条规》，要求这些国家未来的管理人员“崇尚正学”，以正风气。时人评价倭仁在朝的意义：“但得先生一日在朝，必有一日之益”。《清史稿》在评论倭仁时写道：“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正是由于倭仁在朝中的努力，使得朝廷相对比较稳定，在外官员能放手做出事业。

曾国藩的事迹以为人们熟知。建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为奄奄一息的清王朝续命半个多世纪。同时他虽然成长与传统儒家文化当中，但是却能洞察西方的先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师夷长技，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或许这是理学经世派比起修身派最值得称赞的一点。他们因为要面对的复杂变化的实际事务，尤其是近代西方势力进入以来，不开眼看世界是无法立足的。曾国藩正是因为常年同太平军、西方人打交道，才大胆引进西方技术，开创洋务事业。

晚年两人要绝交？

曾国藩和倭仁在同治朝建立不世功勋，成为士林学子的楷模。然而同治九年，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按照朝廷的旨意，处理了天津的地方官张光藻、刘杰以平息法国人的战争威胁。且不论这件事的做法是否得当，曾国藩却成为清议指责的对象，为士林所不容。有人就通过此时倭仁的部分信札，提出所谓“贻书绝交”说法。

倭仁在信中说到：“执事献媚，朋辈之羞，即士林之耻”。以此断定倭仁同曾国藩绝交。然而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订，这样的说法只是断章取义。他只不过是在陈述当时的情境，而不是自己就认为是这样。其实倭仁是在上疏给曾国藩求情，叙说曾国藩的苦衷和不得已（其实是慈禧太后有意打压曾国藩），由此可见，倭仁非但没有与其绝交，而是为其鸣不平。

曾国藩在办理完天津教案进京史还专门拜访倭仁，在倭仁去世后曾国藩极其悲痛，给予倭仁很高的评价。暮年的怀旧真情的流露，可见曾倭二人交情的深厚。

来稿/素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