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同治朝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作为的文臣武将,君臣携手开创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在这一批将帅当中,对外封疆大吏首推曾国藩,对内阁臣则以倭仁为代表。他们两人的关系和经历和也是非常有意思。
1811年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字伯涵,号涤生。翰林出身,出任两江总督以及直隶总督,封武英殿大学士。倭仁1804年生于河南开封,蒙古正红旗人,翰林出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而且两人先后于1871和1872年去世,共同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完全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在道光年间,两人都在北京翰林院任职,同时师从当时的大儒唐鉴,两人亦师亦友,交流切磋学问,是当时提倡理学的中坚力量。而到同治时期,两人又同时身居高位,曾国藩主外,倭仁主内,成为“中兴”的股肱之臣。但是这两个人在思想以及作风上存在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就是曾国藩提倡向西方学习,成为洋务运动的领袖。而倭仁保守顽固,成为晚清保守派的原型。
求学于唐鉴门下
曾国藩和倭仁都是晚清非常有名的理学家,这与他们早年跟随著名理学大师唐鉴学习不无关系。按照现在的叫法,曾国藩管倭仁还得叫一声学长。1840年前后,正是唐鉴事业的高峰期,他在朝廷做官,因为学问高深,周围聚集了像倭仁、曾国藩、吕贤基、何桂珍等等当时优秀的翰林士子。刚考中进士的曾国藩投入唐鉴门下,自然认识了早已跟随老师的倭仁。
此时的倭仁做学问非常用功,深受同行的敬佩。唐鉴也称赞倭仁“河南倭艮峰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捡者皆记出。”早年一心想当圣人的曾国藩对于倭仁这种严于律己的作风非常佩服。
正是由于这位老学长深受曾国藩的敬佩,曾国藩常常向倭仁请教学问,交往非常密切。两人都非常推崇程朱理学,倭仁对曾国藩也非常赏识,根据自己的求学修身经验教曾国藩的功课。曾也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课送给倭仁以求批阅指教,这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两人相处非常融洽,在学问上的切磋与探讨,使得两人后来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
虽然他们两个人都推崇理学,且关系密切,但是在性格上与学问的道路上都相差很大。咸丰曾就对两个人的评价非常独到。在咸丰皇帝记为之初,不管是励精图治也罢,还是新帝登基做样子也罢,就“用人行政”下诏以求言路。曾国藩和倭仁分别上《应诏陈言疏》,对国家治理提出自己的想法与见解。
向来擅长议论的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辩”,并引经据典,深受同仁赞许。然而皇帝却一言中的:“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曾国藩只是对如何用人阐释自己的想法,咸丰皇帝评价为“剀切明辨,切中情事”。两者相比较,两人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是不一样的,能干实事的曾国藩更受好评,而且还有所谓的“一内一外”的评价。后来有人假设曾国藩没有外出做官,他也只不过是像倭仁一样的清流而已,但是此时皇帝心中已有了主意,曾国藩能做实事。
内外辅佐同治中兴
从乾隆皇帝后期,盛极的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了。从嘉庆时期的川楚白莲教叛乱开始,到道光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再加之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奄奄一息,就连九五之尊的皇帝也仓皇出逃,死在热河行宫。内忧外患之下,清朝统治者任用一大批汉族官僚,再加上相对稳定的国外环境,开创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方面开始注重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渐走出乾嘉时期只注重考据议论,不做实事的学风。同治初年,倭仁、李棠阶、吴廷栋等理学修身派开始入朝辅政,进入国家的权力中心。倭仁又具有同治皇帝帝师的身份,努力以“正学”辅导圣德。自己亲自总结编辑历代帝王图强正心的各种记录,编为《启心金鉴》作为皇帝读书的教材,教导同治帝励志图强,做一个圣君。
同时倭仁利用自己担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职位,订立《翰林院条规》,要求这些国家未来的管理人员“崇尚正学”,以正风气。时人评价倭仁在朝的意义:“但得先生一日在朝,必有一日之益”。《清史稿》在评论倭仁时写道:“倭仁晚为两宫所敬礼,际会中兴,辅导冲主,兢兢于君心敬肆之间,当时举朝严惮,风气赖以维持。”正是由于倭仁在朝中的努力,使得朝廷相对比较稳定,在外官员能放手做出事业。
曾国藩的事迹以为人们熟知。建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为奄奄一息的清王朝续命半个多世纪。同时他虽然成长与传统儒家文化当中,但是却能洞察西方的先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师夷长技,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或许这是理学经世派比起修身派最值得称赞的一点。他们因为要面对的复杂变化的实际事务,尤其是近代西方势力进入以来,不开眼看世界是无法立足的。曾国藩正是因为常年同太平军、西方人打交道,才大胆引进西方技术,开创洋务事业。
晚年两人要绝交?
曾国藩和倭仁在同治朝建立不世功勋,成为士林学子的楷模。然而同治九年,担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按照朝廷的旨意,处理了天津的地方官张光藻、刘杰以平息法国人的战争威胁。且不论这件事的做法是否得当,曾国藩却成为清议指责的对象,为士林所不容。有人就通过此时倭仁的部分信札,提出所谓“贻书绝交”说法。
倭仁在信中说到:“执事献媚,朋辈之羞,即士林之耻”。以此断定倭仁同曾国藩绝交。然而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订,这样的说法只是断章取义。他只不过是在陈述当时的情境,而不是自己就认为是这样。其实倭仁是在上疏给曾国藩求情,叙说曾国藩的苦衷和不得已(其实是慈禧太后有意打压曾国藩),由此可见,倭仁非但没有与其绝交,而是为其鸣不平。
曾国藩在办理完天津教案进京史还专门拜访倭仁,在倭仁去世后曾国藩极其悲痛,给予倭仁很高的评价。暮年的怀旧真情的流露,可见曾倭二人交情的深厚。
来稿/素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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