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唐太宗为攻取高丽,做了哪些准备?

当初隋炀帝三伐高丽,导致国败身亡,为天下后世所指笑,如今唐太宗也是三伐高丽,虽未造成大的政治危机,但总的说来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他个人历史地位而言,同样是巨大的损失。高丽,竞成为前后两位“非常”君主的“滑铁卢”!历史的相似竟如此惊人,历史的剧作又是如此耐人寻味!然而,历史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惊人相似,唐太宗毕竟不是隋炀帝,他生前身后的政治局面也和隋末完全不同:隋炀帝是杨隋30年政权的最后断送者,而唐太宗是李唐300年江山的真正缔造者。所以对于二者伐高丽,我们应作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唐太宗决意征高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早有“有取高丽之心”。早在贞观十五年即盖苏文政变前一年,唐太宗就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这是一次耐人寻味的出使。陈大德并没有明确的国事活动和外交任务,却在高丽盘桓月余才回国。《资治通鉴》记曰:

八月己亥(十一日),(陈大德)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给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大德言于上(太宗)曰:“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动,加于常数。”上曰:“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遭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雕擦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司马光的记载于含蓄中透露着神秘。陈大德这次出使的目的,从他和太宗的谈话中可以隐约窥见。胡三省注曰:“观帝此言已有取高丽之心。”实际上应该说正是由于太宗有取高丽之心,才有陈大德的神秘出使和回来后的君臣谈话。然则大德高丽之行,必负有特别使命:为取高丽作先期考察。陈大德作为职方郎中,其职责是“掌天下地图及城隆镇成烽候之数,辨其邦国之远近及四夷之归化,凡五方之区域,都邑之废置,疆场之争讼,举而正之”。

据《唐六典》,职方郎中属兵部,从五品上,是一个军职官员,同时也是地图、军事、建筑、领土以及各国风土人情方面的专家。因此,陈大德的“雅好山水”,不惜重金(绫绮)行赂,让当地“守者”引导他“无所不至”等,绝不会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在作地形考察;他故意挑逗当地“隋人”,“涕泣相告”,也绝不会是随便的路人交谈,而是在作风土人情调查,而这二者既是他的职责和专长,其军事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从他和太宗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德带回的情况对太宗的战略决策起到很大作用。一是为太宗对高丽采取军事行动加强了理由。太宗所说的“高丽本四郡耳”,是指汉武帝所置之临兆、真番、乐浪和玄苋,陈大德考察必然是进一步证明,高丽“在历史上”原是中国的一部分,意谓:大唐的行动,只是对汉都的“收复”而已;二是更加明确了军事行动的路线。

太宗所谓“水陆合势”之战略,陆取辽东,水取平壤(后来的行动路线果然如此)。显然是得到了陈大德山川地理考察报告的支持,此外高丽作为江山之国,山川形势之复杂和对军事行动的不利,太宗不会不知道,故陈大德的最重要使命,便是为太宗提供地形资料,甚至绘出军事地图或制造山川模型;三是更加提高了必胜的信心。

所谓“隋人”,大抵是指隋末炀帝伐高丽时没于高丽的中国人,主要成分应是战俘和役夫。这些人已被高丽政府“妻以游女”,入籍为民了,其人数之多,竟占高丽人口的“将半”,他们自然希望“回归祖国”,何况陈大德言语之间,颇有煽动之意呢?这是“下情”。而高丽政府听说高昌已亡,对中国使者的接待“加于常数”之殷勤,则表明其上层的畏惧,此为“上情”。

这样的上情和下情,显然极有利于大唐的行动。总而言之,陈大德即是为了唐太宗的军事行动而出使高丽的,他的归来又对唐太宗的攻取高丽战略起到了支持、加强和促进的作用。可见唐太宗对高丽是蓄谋已久,早有打算的。而所谓”“取”高丽,显然目的不在于令其顺服称臣,仍有其国,而是要像对待高昌那样,将高丽变为大唐的州县,从名义和实质上完全取为我有。

正因为存有这种目的,房玄岭的临终谏言虽极哀切,极力劝阻唐太宗放弃攻取高丽的想法,唐太宗却仍不为所动。因为玄龄只是就“臣节”立论,而太宗要的是全部。君臣相得一生,却在最后的日子里分歧如此之大。不过小编其实觉得唐太宗给出的理由并没有错,作为一个要超越秦皇汉武的君王,收复汉朝的领土,甚至是一种政治上的必然,这就是为何雄心勃勃的杨广和唐太宗都执意要征伐高丽了。小伙伴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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