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隋炀帝三伐高丽，导致国败身亡，为天下后世所指笑，如今唐太宗也是三伐高丽，虽未造成大的政治危机，但总的说来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他个人历史地位而言，同样是巨大的损失。高丽，竞成为前后两位“非常”君主的“滑铁卢”！历史的相似竟如此惊人，历史的剧作又是如此耐人寻味！然而，历史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它的惊人相似，唐太宗毕竟不是隋炀帝，他生前身后的政治局面也和隋末完全不同：隋炀帝是杨隋30年政权的最后断送者，而唐太宗是李唐300年江山的真正缔造者。所以对于二者伐高丽，我们应作区别对待，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唐太宗决意征高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早有“有取高丽之心”。早在贞观十五年即盖苏文政变前一年，唐太宗就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这是一次耐人寻味的出使。陈大德并没有明确的国事活动和外交任务，却在高丽盘桓月余才回国。《资治通鉴》记曰：

八月己亥（十一日），（陈大德）自高丽还。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给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大德言于上（太宗）曰：“其国闻高昌亡，大惧，馆候之动，加于常数。”上曰：“高丽本四郡地耳，吾发卒数万攻辽东，彼必倾国救之，别遭舟师出东莱，自海道趋平壤，水陆合势，取之不难。但山东州县雕擦未复，吾不欲劳之耳！”

司马光的记载于含蓄中透露着神秘。陈大德这次出使的目的，从他和太宗的谈话中可以隐约窥见。胡三省注曰：“观帝此言已有取高丽之心。”实际上应该说正是由于太宗有取高丽之心，才有陈大德的神秘出使和回来后的君臣谈话。然则大德高丽之行，必负有特别使命：为取高丽作先期考察。陈大德作为职方郎中，其职责是“掌天下地图及城隆镇成烽候之数，辨其邦国之远近及四夷之归化，凡五方之区域，都邑之废置，疆场之争讼，举而正之”。

据《唐六典》，职方郎中属兵部，从五品上，是一个军职官员，同时也是地图、军事、建筑、领土以及各国风土人情方面的专家。因此，陈大德的“雅好山水”，不惜重金（绫绮）行赂，让当地“守者”引导他“无所不至”等，绝不会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在作地形考察；他故意挑逗当地“隋人”，“涕泣相告”，也绝不会是随便的路人交谈，而是在作风土人情调查，而这二者既是他的职责和专长，其军事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从他和太宗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德带回的情况对太宗的战略决策起到很大作用。一是为太宗对高丽采取军事行动加强了理由。太宗所说的“高丽本四郡耳”，是指汉武帝所置之临兆、真番、乐浪和玄苋，陈大德考察必然是进一步证明，高丽“在历史上”原是中国的一部分，意谓：大唐的行动，只是对汉都的“收复”而已；二是更加明确了军事行动的路线。

太宗所谓“水陆合势”之战略，陆取辽东，水取平壤（后来的行动路线果然如此）。显然是得到了陈大德山川地理考察报告的支持，此外高丽作为江山之国，山川形势之复杂和对军事行动的不利，太宗不会不知道，故陈大德的最重要使命，便是为太宗提供地形资料，甚至绘出军事地图或制造山川模型；三是更加提高了必胜的信心。

所谓“隋人”，大抵是指隋末炀帝伐高丽时没于高丽的中国人，主要成分应是战俘和役夫。这些人已被高丽政府“妻以游女”，入籍为民了，其人数之多，竟占高丽人口的“将半”，他们自然希望“回归祖国”，何况陈大德言语之间，颇有煽动之意呢？这是“下情”。而高丽政府听说高昌已亡，对中国使者的接待“加于常数”之殷勤，则表明其上层的畏惧，此为“上情”。

这样的上情和下情，显然极有利于大唐的行动。总而言之，陈大德即是为了唐太宗的军事行动而出使高丽的，他的归来又对唐太宗的攻取高丽战略起到了支持、加强和促进的作用。可见唐太宗对高丽是蓄谋已久，早有打算的。而所谓”“取”高丽，显然目的不在于令其顺服称臣，仍有其国，而是要像对待高昌那样，将高丽变为大唐的州县，从名义和实质上完全取为我有。

正因为存有这种目的，房玄岭的临终谏言虽极哀切，极力劝阻唐太宗放弃攻取高丽的想法，唐太宗却仍不为所动。因为玄龄只是就“臣节”立论，而太宗要的是全部。君臣相得一生，却在最后的日子里分歧如此之大。不过小编其实觉得唐太宗给出的理由并没有错，作为一个要超越秦皇汉武的君王，收复汉朝的领土，甚至是一种政治上的必然，这就是为何雄心勃勃的杨广和唐太宗都执意要征伐高丽了。小伙伴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