玺在秦代是皇帝大印的专名，百官及平民的印章，只能称之为印

今天小编要和大家聊一聊天子六玺。玺，在秦代是皇帝大印的专名，百官及平民的印章，只能称之为印，而不准称为玺。汉承秦制，但玺这一名称的适用范围略有扩大，除了皇帝的印称玺以外，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及诸侯王的印，也都称为玺，但太子的印却不都称玺，有时只称印。另外，对内附异国君主所颁赐的印，也称为玺，如汉高祖时封赵佗为南粵王，曾派陆贾前去授玺绶(见《汉书高帝纪》)；宣帝时颁赐匈奴单于的“匈奴单于玺”，也称为玺。这大概是因为，在皇帝心目中，异国君主的地位和诸侯王相似吧。不过，帝、后、诸侯王的印虽都称为玺，形制、玺文及用途，都各不相同，皇帝的玺具有地位最尊，权势至上的特点。汉代皇帝的玺，《汉旧仪》《后汉书舆服志》及《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玉玺谱》都有记载，后世各正史《舆服志》也屡屡提及，说法并不完全一致，这里以前三种为主，将汉代玉玺的形制及用途概述于下。刘邦建立西汉之时，皇帝的玺共有四颗，其中之一是秦王子婴投降时所献的秦玺，另外三颗是“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和天子信玺”。

“之玺”皇帝自行佩带，“行玺”、“信玺”由符节台掌管。后来，又增加了三颗，即“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和“皇帝之玺”。这三颗“皇帝”玺和前三颗“天子”玺，统称为天子六玺、玺上的文字分别就是“皇帝之玺”、“天子之玺”等等。六颗玺分成两组，分别称为“皇帝x玺”和“天子X玺”是有寓意的，“皇帝”是表示至高无上、至尊至贵的君主；“天子”则有受天之命和“中国”与四裔共同之主的双重含意。这些玺都是用玉雕琢而成，是否和传国玺即秦玺一样，全用白玉，大小是否全都方四寸，诸家记述语焉不详。玺钮皆以螭虎为饰，和隋唐以后五龙交盘的盘龙钮不同。玺钮上有小孔，用以穿系玺绶。绶即丝带，黄地五采，用400首细丝线编结(按：40根丝线为一首)，顶部(佩带时在肩上的地方)用白羽装饰。绶的长度，按《汉官仪》的说法是，“长一丈二尺，法十二月也，宽三尺法天地人也。”不过，除西汉初年外，皇帝的玺并不用绶佩带在身上，出巡之时，只是佩着绶带，“六玺”和传国玺以及被奉为国宝的汉高祖斩白蛇的剑，都是装在用金银丝和彩丝等特制的袋子里。

由近臣侍中数人背负照料，分乘在皇帝的五辆副车上，作为皇帝权力的象征。大朝会之时，传国玺和斩蛇剑分别放置在御座的左右两侧，六玺则由侍中捧侍左右，用意和出巡时相同。六玺各有所用：皇帝行玺，用于分封王侯。分封王侯要举行隆重仪式，公布封赐诏书，赐给玺或印(王为玺，侯为印)及符等物，诏书和玺、印及符，都是装在特制的函中，封缄以后，用天子行玺打上封泥从《汉书荆燕吴传》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同姓王刘贾被封为荆王时，高祖特颁诏书，后来成为定制。分封王侯时要同时赐给玺印，该传也有记载。高祖封侄子刘濞为吴王，“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状若有反相。”高祖心里后悔，但已公开封拜，不好改了，便语重心长地告诚刘濞：“天下同姓一家，慎勿反。”楚汉相争之际，郦生曾向刘邦献策，封六国的后代，以争取他们一起对付项羽。刘邦认为有道理，就委托郦生督促刻印，分赐六国后代。经过张良分析利害，刘邦才醒悟过来郦生所献的是个馊主意，立即命令马上把已刻好的印销毁，停止分封(见《史记留侯世家》)这都可以见出。分封王侯，是和颁诏、赐玺同时进行的。

而所颁的诏、玺、都要用天子行玺封缄。皇帝之玺，用于赐王、侯的书信。王侯到了封国、封邑以后，天子对他们不免有慰问勖勉，也有责询，这方面的皇帝文件，要用“天子之玺”封缄。传送这类书信的使者，要持竹使符作为凭证。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发兵的诏令要和铜虎符配合使用，不但为了表现皇帝权威，也有双重保密作用。天子行奎，用于召见大臣。在京三公九卿，定时上朝，除非特殊情况，不使用“天子行玺”召见。用行玺召见的多半是地方官员，如各郡郡守与封国国相等。召见大臣的诏命，一般派使臣持竹使符传送。天子信玺，用于册封外国君主。这种册封，诏书和赐给的玺及其他物件，外国君主一般不能当面领受，而派身份较高的使臣持节护送，表示权威和郑重。前述封南越王赵佗就是这样做的。天子之玺，用于事天地鬼神。《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从《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可以看出，当时皇帝对天地、山川、祖宗的祭祀都非常隆重虔敬，所祭的神灵也非常多。例如到泰山祭祀天地(封禅)，就是一种旷世大典。在泰山顶上“封”天，在泰山脚下“禅”地。

都要筑圆台(丘)、圆坛。天子封禅的内容，要密写于玉册(玉牒)上面，玉册放在玉柜之中，加盖以后，用金丝绳捆起，打结处涂上金泥，由皇帝亲手用“天子之玺”在金泥上钤印，然后把玉柜放在石柜之中，再缠金绳，加石泥，用“天子之玺”钤印，封藏于圆坛里。这个过程，比封王侯要隆重得多。这也难怪，天子是天之子，人间与上天沟通联系的惟一代表。这种隆重，不过是借以显示，天子就是上天的代表，是根据天意，代天牧民，因为他的地位、权力都是“受命于天”，神圣不可侵犯玉玺的使用和保管，也有严格制度。汉代玉玺是由少府中的符至台保管。符玺郎数人日夜守护，室门及室外均有重兵护卫。需要用玺时，有专人到符玺台通知，符玺郎捧玺、卫兵护送到皇帝面前，用完后当场收装返回符玺台，非指定官员，不能进符玺台，更不准偷看玉玺。如果是皇帝主动发出的诏令(诏令，皇帝颁发的命令、文告的总称，“命”称制“令”称诏，后来名目很多，总的说来，一般称书面文告、命令为诏书，口头的称令或赦谕)，先由近臣写成。再由御史传唤符玺台玺封，然后由御史大夫转丞相发往有关官员执行。

皇帝的特密诏令，则不经丞相转发而由近臣持节直送。如果臣下建议某一事项需颁诏令，需先由丞相与有关朝臣共议，上报皇帝，皇帝批准以后，再按前述程序用玺、转发。皇后玺，形制及玺绶均与皇帝玺同，只是用金制成。皇太后、太皇太后的玺，也是金质。皇后主内，她的命令由掖庭令传达执行，使用的也是掖庭令的印。重要事件，则需皇帝颁发诏书。所以，皇后的玺基本上是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并不使用皇后玺的文字与皇帝玺相同，如果使用，容易引起混乱。汉武帝时，太子刘据因诛江充而引起战争，请用母亲卫皇后的玺调发皇宫卫队，只是一种特例。皇太后、太皇太后的玺，也是存而不用如有事需上通下达，也是使用属官的印。太子的印，用黄金做成，有了大事才使用，处理一般事务，便由他的属官出面，用属官(汉代称太子家令)的印。诸侯王的玺，用黄金刻制，称为金玺；列侯的印，也是金的，但只能称为金印，不能称玺。他们的玺、印，除了对上以外，主要在封国、封邑内使用。各诸侯王之间，诸侯王与朝官、地方官之间，交往都受到限制，诸侯王之间的直接交往，限制更严。

吴楚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为了与胶西王当面密谋，特地装扮成使者，偷偷摸摸地前去。百官的印，因等级的不同而材质有别，印绶的颜色、形制也因等级而异丞相三师、三公与左右前后将军都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和秩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都是银印青绶，再低的官员则是铜印墨绶。光禄大夫、博士、谒者等没有属官的官员则没有印绶。本来，官员印章上的文字，是因官称而异，没有定数，丞相的印就是“丞相之印”四字，御史大夫的印就是“御史大夫之印”六字。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数用五，定官名”，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张晏的话说：“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日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本来超过五个字的，则要缩成五个字，如“御史大夫”的印，就不必加“之”，更不必加上与“印”同义的“章”字，只刻“御史大夫印”就行了。官印，授官时就同时授予，接受了印就表示接受了官职；不肯任职，就以不接印表示。任满或被解职，则要交还官印。诸侯王和列侯，从道理上说，虽然是终身爵位，并可传之嫡子嫡孙。

玺印也可以传代。但诸侯王及列侯因犯罪而被废者，在汉代屡见不鲜，爵位被废，玺印也就被收回了。太子、皇后乃至太皇后、太皇太后，如果被废，也要收回玺、印。武帝太子刘据起兵失败，逃亡自杀，太子印也就作废。武帝的陈皇后、卫皇后先后被废，玺绶都被收回。成帝皇后赵飞燕，哀帝时已为太后。哀帝死后，王莽专政，先将她贬为孝成皇后，收回了她的太后玺绶；过了一个月，又把她废为庶人，收回皇后玺缓，她当日自杀。哀帝由定陶王人继帝位，他的祖母本是元帝昭仪，元帝死，她随所生的已立为定陶王儿子至定陶，称定陶太后她孙子入继大统以后，先后被尊为恭皇太后(她儿子定陶王改谥为恭皇帝)和皇太太后，皆有玺绶，死后又以孝元傅皇后的身份与元帝合葬。哀帝的母亲定陶王丁姬，被尊为帝太后，死后与已被改谥为恭皇帝的定陶王合葬。哀帝死后，王莽认为傅、丁两人的安葬“不应礼”，都被发冢改葬到定陶去。王莽还特别吩咐，开冢发棺时，要把随傅太后殉葬的太后、皇太太后玺绶及丁太后的帝太后玺绶，取出销毁。结果，傅冢被发时，发生崩坍事件，压死数百人；

丁冢被发时，发生火灾，椁中器物都被烧毁(以上俱见《汉书外戚传》)。从傅、丁二冢被发掘改葬的事件可以看出，汉代太后去世，生前的玺绶是随葬的。元帝王皇后在拒绝把传国玺交给王莽时，说过“且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的话，并非一时气话，而是反映了当时的制度习俗。从傅昭仪殉葬的有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来看，生前的所有表示最高身份的玺绶，都可以随葬。由此又可以推测，汉代皇帝去世，更会带着玺绶殉葬，只有传国玺是代代相传，因而被称为“传国”玺。新皇帝即位，要再刻六玺东汉的玺印制度，基本上是沿袭西汉，但也有些小的变化《后汉书》中的一些记述，常称依“故事”，实是依据西汉以来的常例，因而其中的一些记述，可以同时探知西汉时的情形。东汉诸侯王、三公、九卿及其他职官的印绶，也基本沿袭前汉，其中有些小的变化，不一一列举。另有一种“双印”，又称“刚卯”，西汉已有，东汉则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佩饰，自皇帝、百官至私学弟子皆佩，分别用白玉、黑犀、象牙制成，是长一寸二分、方六分的小长方体，上刻“正月刚卯既决…”等六十六字，纯属避邪用的吉祥饰物。好了，今天小编就讲到这里了，下次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