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石庙局部。

分司衙门遗址上的土地神位。

清代石刻观音。

石庙遗址。 □山鸿 文/图

大巴山深处的石窝场，荔枝古道上的文化重镇。石窝乡的历史即使只追溯到1822年，迄今也有近200年。 查《万源市志》（1986-2005）：在《建制沿革/各乡镇概况》部分，在涉及到石窝、河口、鹰背、庙垭、秦河、大沙、新店、玉带时，开头一句都是“清代属太平七乡”，这样的描述是错误的，最俭省也应该是“清道光二年（1822年）起，属太平七乡，乡置石窝；之前属巴州七乡”。正因为有前述错误，在写到民国时期时，该版本《万源市志》仍然只是简单指出前述各场口中新店属于五区、大沙属于七区，其余石窝、河口、鹰背、庙垭、秦河、玉带各场口属于六区这个事实，却再次忽视了“建置石窝”这个关键短语。随后，在提到各乡建乡时间时，将石窝的建乡时间大幅后移到了“民国初期”（1914年），这样，石窝比大沙、庙垭的建乡时间（1935年）只早了21年（实际要早113年），比河口、鹰背、新店、玉带的建乡时间（1951年）、秦河的建乡时间（1952年）也只早了30多年（实际要早 129、 130年）——活生生拿去这近100年，一个历史比周边场镇要漫长许多、长期领袖周边场口的历史文化重镇历史文化资源被摊薄稀释，这是很遗憾的。 自1822年起，七乡就是石窝，石窝就是七乡。作为一个乡镇的历史，石窝自1822年起就已经纳入了清廷的建制。 壹

苏家塝石刻

力证北宋万源种茶事迹

据现石窝古社坪苏家塝岩间石刻：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王雅王敏父子得福建建溪茶种植于苏家塝。1109年（宋徽宗大观三年），王敏刻《紫云坪植茗灵园记》于苏家塝岩间。 之前说到南朝梁武帝时期金线吊葫芦梁上的盘陀寺的时候，已经提及过苏家塝这个地名。未来，在触及清顺治年间的分司衙门的时候，还将提及苏家塝这个地名。苏家塝这个地名的一再出现，有力地表明：在清道光二年置石窝乡以前，石窝及周边一带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在古社坪苏家塝一带。就包括古社坪这个地名本身也在提供着佐证：据1984年《万源县石窝乡志》是这样介绍古社坪村的——古时候，曾有名望的学士，在此地建立社团活动，故得此名。 《紫云坪植茗灵园记》石刻幅长2.36米，宽0.84米，共18行203字，自右至左竖行排列，标题为隶书，正文为楷书，阴刻。全文如下： 窃以丰登胜概，垭洼号古社之平。从始开荒，昔曰大黄舍宅。时在元符二载，月应夹钟，当万卉萌芽之盛，阳和煦气已临。前代府君王雅与令男王敏，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可复一纪，仍喜灵根转增郁茂。敏思前代作如斯活计，示后世之季子、元孙，彰万代之昌荣，覆茗物而繁盛。至于大观中，求文于蓬莱释，刻石以为记。可传体而观瞻，历古今而不坏。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也。 诗曰： 筑成小圃疑蒙顶，分得灵根自建溪。 昨夜风雷先早发，绿芽和露濯春畦。 大观三年十月念三日王敏记 弟王古 兄王俊 宋哲宗1099年——相较于梁武帝时期的公元502年，晚了597年；距今则已是918年之前。专家们认为，这处题记对于四川的茶文化而言，意义重大。虽然《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在距今约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四川已有茶树种植，大量文献史料还记载了吴理真西汉甘露年间（前53年-前50年）在蒙山种茶，是世界有文字记载人工种茶最早的人，但几千年过去，都未能留下考古佐证，而这篇石刻，则准确记载了北宋年间万源种茶事迹。 在苏家塝一带，至今还能看到零星的茶树，但极少成片的茶园。即使这样，《紫云坪植茗灵园记》也难掩其灼灼的光华：它是万源地区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原创文学作品和石刻艺术精品，是国内最早的种茶石刻之一，比中国最早的种茶石刻题记——福建裴桥石刻仅晚了51年。 而在万源紫云坪或发现宋代茶园遗址。考古人员介绍，紫云坪种茶石刻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完好、记载种茶活动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资料。而在其附近，考古人员新发现紫云坪盘陀寺遗址，遗址前部地势平坦。结合种茶题记内容、古庙沿革以及地势等因素，专家认为寺庙前部梯田极有可能就是宋代茶园遗址。“这需要进一步勘探试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表示，文献记载四川种茶很早，而紫云坪附近的发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贰

精美的寺庙

吴三桂反清时毁于一旦

古社坪一带的文物分布十分密集。除了前边提及的盘陀寺、紫云坪之外，还有狮鼓垭、大寨、小寨、一碗水、火地坡、分司衙门；其中重要的还有大寨和分司衙门：大寨是红军时期川陕苏区的重要战场之一，徐向前元帅在此创下了仅用极少兵力俘获敌吴占荣一旅数千之众的光辉范例。 苏家塝附近的分司衙门至今可见大概。白莲教之后，本地建筑几乎尽毁，后来的移民在一片竹林荒草中开始了建设家园，他们去掉竹木荒草，发现了原来的地基，于是按原有的格制修建了家园。在川东，有许多这样的院落：他们都建在前代异姓人的地基上。于是我们可以通过完整的地坝、街沿、碎裂的地坝石看到更远时光的风貌。此处分司衙门清晰可见前堂、中庭、大堂的布局，中庭的行刑石、从中庭到大堂道上的三颗“印”样图案、只有一道大门（川东堂屋除了正大门，左右均有耳门）的大堂内立二柱，整个大堂比一般民居的堂屋宽大阔气了许多，自然也就多了一份威严。 古社坪苏家塝的分司衙门设于清顺治年间、本乡苦竹院分司衙门设立之后。目前周围聚集和保留了大量清末和民国初年的院落，具备较好的开发条件。依托于紫云坪、盘陀寺和周边的大量文化古迹，古社坪之旧时盛景可以再现，也应当再现。 盛世的光华总是不自禁地从历史的缝隙中泄出。松树坝明弘治十年（1497）的石庙遗迹，生动地呈现了明朝中期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场景。石庙的遗迹分为三个部分： 一，一块倒置的钟形巨石的正侧两面所呈现出的观音造像、供养者及家庭生活场景：在正面的观音造像左下侧，有一窟形制明显小一些的夫妇造像，男主人张仪、女主人赵氏，二人正装坐姿，神态安详雍容；观音造像右上侧有题记一则，“大明弘治十年岁在丁巳十二月”的字样十分清晰。巨石右侧面是一个斜面，造像分上下两窟，两窟上沿均有排水槽，设计十分科学，可以确保石窟不受雨水浸漫。上窟造像三人，坐姿，一男居中，左右各有一女，三人年纪应在中年以上，似为一夫二妻；下窟一字六人排开，坐姿，从冠服发髻判断是两男四女，并且不是一代人，这一点从正对造像右边第一人看得出来，豆蔻年纪，头上的一对总角清晰可见。 就在大家辨析窟中男女人物的时候，揭开居中男主人左手边女人肩部的一些青苔，我发现其背上有一个小孩前驱上身、正努力向外探手，其状栩栩如生，激活整窟人物。带路的乡人大主席张发光面露惊异：“来了许多次，也带了一些专家、甚至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来看过这个石庙，都没有发现这个细节”。也许是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此处文物价值一般，也许是他们的目标在于寻找唐荔枝古道的遗迹和走向，所以这个小小的细节留给了我来看见。 二，残碑中出现了道家符咒和“师”“道”样大字，表明该石庙佛道同观，符合明代寺庙杂糅而陈的特征。 三，仅有的一具完整塑像十分类似官员相貌，不似宗教人物。一个庞大的石香炉顶部，可以看出有人在弹琴、有人在对弈，有人在看书……典型取意于“琴棋书画”。 从石庙遗址遗迹可以看出，500余年前本乡住民的生活场景可以概括为：俗雅混搭、人神世界无缝对接。这拓宽了一个安定朝代的包容边界。这份世俗的幸福在大约140年后仆地毁灭。乡志上是这样记载的：“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入川。”新朝建立，“1676年（清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对清廷，其部属假宏劫掠巴一带。” 谭家沟施家院

原住民绝后之谜

谭家沟没有人姓谭，施家院找不到姓施的，在石窝，许多的院落都有一个先前住民的姓氏，但先前住民却无一例外都绝了后人。 在先辈的言传中，这种情况的出现白莲教难逃干系。1984年版《万源县石窝乡志》记载：1799年（清嘉庆四年），白莲教起义军与清经略大臣额勒登宝两次于我乡大战。临县宣汉（时名东乡）是白莲教的起事地，周边都是白莲教举事的重灾区。白莲教路过之处，杀人放火，不留活命，许多房屋在被纵火燃烧的过程中倒下来都要把铺院落的地坝石烧碎。但是，地基还在，后来的人在这些地基上盖房居住，所以现在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战争遗迹。 蒲家梁是一个巨大的“谜”，那么大的几片山梁上到处都是没有人能说清来路的荒田、碾盘、坟墓；有人说蒲家梁曾是唐时的驿站，还有人说蒲家梁过去在土匪出没的大路上，凡在此挣了钱的都要抓紧走路；距蒲家梁不远处的“古文笔寨”寨门上的对联透露了一些旧时的信息：“两姓人和摧寇盗，二？地利固金汤”，此处“两姓”所指应是张、向二族，近数百年间，无论文笔寨下边的桃坪园，还是附近的金竹林、付家沟，居住的都是张、向二族的宗亲。从这副对联可以看出，旧时匪盗猖狂的程度、以及张向两族联合抗匪的努力。 文笔寨是一个极佳的天然观景平台：既观山川云海，也观古往今来。寨内的观音造像、岩洞、残碑、废弛的民居、碾盘，可以引起来人无穷的联想。 关于蒲家梁，回来后我写过一首《星空牧场》短诗： 48个碾盘 48个院落 48处希望 让他们同时消失的那股力量 才是最可怕的 我对老同学向元国说： 你的草莓和枸杞子，必须都要 红得单纯、祛邪 你的望远亭不如叫远望亭 你的万吉山庄 可以叫 星空牧场—— 那些都市里的熊孩子 到这里住上一晚 我敢保证 他们当中一定有人 会成为星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