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是一个高明的皇帝，和李后主、宋徽宗们比，他艺术品位的差距有多大，政治才能优势就有多大。

在各路影视剧的塑造下，乾隆吃喝玩乐的形象被不断强化。乾隆确实不是个禁欲的皇帝，也不想扮演那样的角色。儒家经典本来就不提倡清教徒作风，《孟子》里就罗列过古代圣王贪财好色的事例，但只需要“与民同乐”，就不但不是污点反而是亲和力的体现。自幼熟读圣贤书的乾隆，当然深知这一点。

所以，作为一个努力打造完美统治者人设的皇帝，为自己的奢侈生活辩护的时候，一定会强调，自己花的，都是“内帑”节省出来的钱。

帑就是收藏钱财的府库的意思，内帑是皇帝个人的金库。这牵涉到一项古老的制度。汉代的九卿里，有大司农，也有少府，都管钱，区别是“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就是皇帝花钱，也要受限制，属于“军国之用”的预算，皇帝不能随便挪用于个人消费。

这套规则，当然很难完全贯彻落实，但只要存在就表明了一个姿态。

清代，户部管国家开支，内务府则服务于宫廷。当然，户部有责任每年都拨一定数量的经费给内务府。乾隆很贴心地进行了一次改革，裁汰了若干冗费，之后每年户部拨给内务府60万两。

60万两是一笔巨款，但乾隆盛世的年收入4000万两以上，而乾隆动辄是千百万两白银的开销，相比之下就显得非常有限了。乾隆三十四年，皇帝从内务府调100万两白银给户部保存，并说，如果户部也不缺钱，那就拿去用于云南的军需吧。

那么，内务府的钱，从哪里来呢？

▲乾隆朝服像。（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常规收入里的花样

皇 庄

清代国家的财政收入，第一是地丁钱粮，内务府如果直接插手这项收入，那就属于吃相过于难看。不过皇室本身拥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皇庄”，自然归内务府管辖。

乾隆一朝，也正是皇庄的鼎盛期。北京附近的所谓“畿辅皇庄”。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达到28594顷44亩，是整个清代的最高峰。

这些庄园不向国家纳税而仅为皇室服务，向内务府缴纳正项钱粮和各种鸡零狗碎：鹅、鸡、鸭、鹅蛋、鸡蛋、鸭蛋、红花、灯油、扫帚、麻绳等件，显然它们承担着供给宫廷基本消费的职能。

盐 业

真正让内务府获益巨大的，是食盐行业。

清代对食盐行业，是严格实行国家垄断的，所以销售价格，可以和产盐成本脱钩，绝对暴利。盐商成了巨富的代名词之外，官府当然也就可以收取巨额的盐税。

第一是正税之外还有许多杂税浮费。雍正年间，曾经大力加以革除，如湖广地区的“匣费”，当时的规定是12万两。但到了乾隆五年（1740）就增加到了24万两，到了乾隆中期更增加到60万两。

这些收入当然就大量流入内务府了。

第二，盐商要拿到经营许可和配额，也就是所谓“盐引”。

由于卖盐是暴利，所以盐引本身非常值钱，《儒林外史》里就写到，盐商们聚在一起，喜欢聊的，就是盐引（俗称窝子）价格的涨跌。

有些老资格的盐商，拿到盐引之后，自己根本不从事贩运销售，把盐引转租给别人，就可以获得巨额收益。

而通过这种方式获益最大的，不是其他任何人，正是内务府。谁拥有的盐引能够比内务府，也就是皇帝本人更多呢？所以内务府只需要盐引租给盐商，白银就滚滚而来。如著名的皇商山西范氏家族，曾经向内务府交纳“引窝银”64万余两，换取世袭贩盐的特权。

而长芦盐商王惠民父子，在乾隆十九年被发现“一银两抵”，即把上缴户部的税银，同时充作应缴纳给内务府的利息。统计下来，短短数年间，他少交的银子，就达到35万两之巨。要是所有从内务府拿盐引的商人要缴纳的金额加起来，就非常惊人了。

第三，不管是不是从内务府拿到的盐引，盐商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还经常向内务府借钱。

跟皇帝借钱的实质，反而是送钱给皇上花。

如乾隆十三年，皇帝向两淮盐政提出：内务府有盈余的银子，存在两淮运库，应该产生相应的利息。朕东巡需要赏赐扈从，请送五万两过来，并且以后每年都要如此。两淮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两淮盐政也是最大的肥缺，所以对皇帝的这个要求，当然没有任何搪塞拖拉的理由。

▲铜镀金鎛钟，清，内务府造，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鎛钟是宫廷雅乐的重要乐器，多见文字记载，实物至乾隆朝才得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关 税

所谓榷关或者常关，是指古代征收商品通过税——不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出入境贸易——的地方机构，关税是乾隆中后期的第三大税收来源，年收入是四五百万到七八百万，约占国家总收入的12%。

从宣传口径上说，关税是“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榷关的官员和盐务系统一样，内务府包衣占据主导地位。各榷关或者派专人管理，或者有封疆大吏兼管，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往往和内务府都脱不了关系。

如浒墅关由苏州织造兼管，西新关由江宁织造兼管，北新关由杭州织造兼管，而这江南三织造，实际上是内务府的隶属机构。再如油水最丰的常关，近则如北京的崇文门，远则如广东的粤海关，都是牢牢控制在内务府手里的。

▲《康熙南巡图》之苏州浒墅关，清，王翚等作，绢本设色，纵67.7厘米，横2200厘米，现藏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浒墅关是清代前期全国最重要的税关之一，关税盈余一部分交内务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榷关和盐政的另一个类似之处是，各种陋规远远多于正税。虽然官员们首先考虑的往往是自己从各种苛捐杂税中获益，但源源不断向内务府利益输送，也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南方的物资，通过崇文门运入北京。往来的商贩，赶考的举子，进京的官员，也都要从崇文门经过，因为入关往往要被刁难，就产生了各种段子。如说商民进城，为了省事，都早早在帽檐上放上一点钱，由税吏自取；如说一位山东的布政使大人进崇文门，因为付不起买路钱，干脆行李一丢不要了，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总不能再跟我收钱了吧？

皇帝从崇文门的关税里获益多少？从他出手赏人的手笔就可以看出来。如大学士傅恒，乾隆十年到二十六年，皇帝拿崇文门盈余银赏了他13次，数额达十万零一千两。

崇文门是“天子北库”，与之相对，粤海关则号称“天子南库”。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撤销了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口岸定于广州”，所有与西洋的贸易，都在粤海关进行，史称“一口通商”。

广州的官员怎样对欧洲商人敲诈勒索，欧洲人有穷形尽相的记录。但与中国贸易诱惑实在太大，他们还是纷纷前来。乾隆曾经多次强调，开放广州的贸易只是对外国人的一种仁慈，对于中国本身并无意义。不论是当时的商人还是后来的西方学者，对这些说辞都毫不相信。有一种估算，乾隆后期，粤海关的收入每年都有至少85万两白银进入了皇帝的私囊。《剑桥中国史》用讥讽的口吻说：“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

贡品的奥秘

以《尚书·禹贡》为代表，很多先秦古籍里都有地方诸侯向天子进贡的论述，那本是在没有货币也没有像样的税收体系的年代，天子控制地方的一种手段。既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已经发展成熟，这些手段自然就该淘汰。但相关内容已经被写进了儒家经典，也就还是被作为一种高尚的传统被保存下来。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给皇帝送礼显然是一种资格。有学者梳理总结为：一是宗室亲贵，二是中央大员，三是地方大吏，四是织造、盐政、官差，五是退休高官，六是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人物，比如衍圣公（孔子之后）和班禅额尔德尼之类。

皇帝收你的礼物，被称为“赏收”，本身就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有资格送礼的人都很珍惜各种机会。

本来，每年有三个日子是最重要的。元旦、冬至和万寿庆辰，元旦（今天的春节）是一年的开始，冬至要举行祭天大典，万寿庆辰自然是皇帝过生日，这就是所谓“年节三贡”，但由于隆冬季节可以进贡的物品不如春天丰富，所以冬至的重要性慢慢就不如端午。

乾隆四十四年有一条上谕说，长江流域的省份有端午节进贡的传统，这是“各因土物之宜，原所不禁”，至于其他地方，就不必在端午节凑热闹了。这恰恰说明了端午节各省督抚趋之若鹜，纷纷进贡的景象。

▲玉质“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清，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1738年民夫在江苏宝应县界首镇疏通河道时，挖得一方玉玺，立即引起地方官高度重视，随后由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进献给乾隆帝。（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按照儒家经典，应该“任土作贡”，贡品应该是土特产。事实上，贡品中土特产的数量，确实非常庞大。譬如茶叶一项，据《内务府奏销档》记录，就是两江总督进碧螺春，云贵总督进普洱茶，浙江巡抚进龙井茶等等。但论到价值，除非东北的官员送两只老虎，广东的官员献两头大象之类的个别情况，土贡在贡品中并不居于主要地位。真正值钱的，还是各种金银、玉器、古玩、书画、洋货等等。

那这些东西皇帝收不收呢？乾隆下过很多旨意，责令官员专心办好本职工作，不必对办贡的事太过上心，还经常喜欢说，对于贡品：“朕不过酌量赏收，以联上下之情。”“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也懂保护父亲的形象：“督抚等所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

也有学者认为乾隆严于律己，后来年纪大了，慢慢自控能力变差，收礼才多起来。实际上，早在乾隆十一年，皇帝有一次不收广东巡抚的贡品，上谕是这样的：

此次所进之物，甚是平常。前曾降旨将紫檀木小香几、格架不必再进，此次仍行进来；再珐琅器皿小瓶亦属太多，牙花珐琅盆景俱不成对⋯⋯似此俗巧之物，嗣后不必再进。

这明明是嫌弃礼物档次太低的意思。又如乾隆十四年的一道批示是：

从前进过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是在洋做方可。

是原装进口，还是国内仿制，皇帝一眼看穿，对山寨货毫无兴趣。而乾隆二十二年（1757），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镶玛瑙时辰表二只，乾隆帝的反应就截然不同，“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不但大加赞赏，更是进一步向臣子提出要礼物了。而皇帝的这个偏好既然被臣下所知，大家也就纷纷跟进，西洋钟表、八音盒之类，因之价格飞涨，那也不在话下。

▲李侍尧贡紫檀边金桂月挂屏，清乾隆，纵163厘米，宽118.5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曾任广州将军的李侍尧以“优于办贡”著称，也是一个著名的贪官。（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清朝历代皇帝都喜欢西洋钟表，而乾隆尤其突出。今天故宫收藏的钟表之精美，举世无双，这自然也和乾隆挑剔而精准的眼光有关。

钟表之外，字画文玩，以玉如意为代表的各种玉器，也是理想的选择。除了把各种古代的名人字画送给皇帝，让他在上面盖章题字之外，还有一个讨巧的办法是，乾隆的御制诗文多以万计,且有到处题字的爱好。地方官用各种珍贵材料制造的屏风、对联、函册、扇面，再把皇帝的诗文墨宝镌写在上，献给皇帝。

▲清朝历代皇帝都喜欢西洋钟表，乾隆尤其突出。今天故宫收藏钟表之精美，举世无双，自然和乾隆挑剔而精准的眼光有关。1. 铜镀金孔雀开屏人打钟，英国，18世纪。此钟机械开动时，敲钟人击钟碗报时，在乐声中牧羊女唱歌，羊吃草，孔雀开屏；2. 铜镀金象驮宝塔变花转花钟，英国，18世纪。上弦后，伴随乐声，象的眼珠转动，鼻子向各个方向伸卷，尾巴左右摇摆；3. 铜镀金雉鸡山石骑士牵马表，英国，18世纪。这件钟表由海关采买贡进宫廷。（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官员们置办这些贡品的钱是哪里来的呢？理论上讲，既然贡品是他们和皇帝联系私人感情的手段，自然也该私人掏腰包。实际上，各种贡品的价值，显然远非这些官员的合法待遇所能置办，所以为了备下能让皇帝动心的物品，各种贪污盘剥，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而给皇帝准备礼物，当然也不仅是因为臣子的一点忠爱之心，除了换取更好的仕途外，各级官员借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他们在这个过程里落袋的银子，价值是送给皇帝的贡品的许多倍，那也不消说得。如前面提到那位给乾隆送钟的李侍尧，他以“优于办贡”著称，也是一个著名的贪官。

议罪银与抄家

乾隆后期，生活越来越奢侈，宫廷的开支越来越大。但内务府的常规收入却很难增加。至于收受官员的贡品，皇帝毕竟要脸面，不能做得太过急赤白脸。

所以和珅的出现，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铁齿铜牙纪晓岚》剧照，乾隆与和珅

最晚在乾隆二十八年，皇帝开始以“议罪银”为手段，惩罚犯了错误但仍打算继续使用的高级官员。乾隆三十三年，刚刚由两江调任湖广的总督高晋因为两淮盐引案被牵累，自请交吏部严加治罪。乾隆批示说，你这情况，吏部无非是对你革职留任，你自己再考虑考虑。高晋遵旨覆奏:“仰求皇上准奴才捐银二万两以赎奴才之罪。”

这时乾隆考虑的，主要还是让官员因为经济损失而肉痛，从此更加小心办事。到和珅手里，却发现其中有巨大的套现空间。

和罚俸不同，议罪银是“解交内务府以充公用”的，存放在圆明园和广储司的银库，实际上是皇帝的私房钱。

和珅之前，议罪银是和盐政、织造、关钞等内务府常规收入一起“报明军机处以备查奏”。和珅则把议罪银单独列出，“分晰缮写清单恭呈御览”，从此，这成了军机处的一份特殊秘密档案。所以，尽管乾隆坚持宣称议罪银只是偶一行之，“非定例也”，但它确实已经成了一项制度。

开始，罚议罪银的一般流程是乾隆秘密通过军机处下诏给相关官员，让他自己思考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该罚多少银子，官员于是自认此罪应罚若干万两“以赎罪愈于万一”。乾隆看过后如果觉得合适，就御批一个“览”字，如果该官员收到的批示是“再行切实议罪,迅速覆奏”，那就是还得加钱。

能做到督抚级别的大员，谁也不会欠缺官场智慧，大家很快就意识到，“自请议罪”，既能显得严于律己，又能给皇帝送上实在的好处，简直一举两得。很多人主动要求缴纳议罪银。最夸张的例子，是河南巡抚何裕城，自称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有朱批的奏折上，自请罚银三万两。皇帝也觉得这演技过于浮夸，批示说罚一万两即可。但是何裕城觉得罚得太少无法心安，坚持奏请先交一万，其余两万“再仰恳鸿仁，准臣仍行陆续解交内务府充公”。

乾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官员贪污成风，乾隆自己也心知肚明。但反腐第一需要皇帝严格的自律，第二需要旺盛的精力掌控一个有效率的反腐团队，这两点年迈的乾隆都已经无法做到。事实上，皇帝有时还不免把查抄反腐官员，当作自己增加收入的一个手段。

王亶望是有名的巨贪，乾隆四十六年劣迹败露被斩首。皇帝特别吩咐，对他一定要细细查抄。结果单是王亶望的浙江任所，抄出来的赃物，就装了565只箱子。

一个月后，这些赃物被送交内务府。皇帝亲自开箱查看，原来之前皇帝七十大寿的时候，王亶望送来极其丰厚的贡品，其中有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和做工都极佳。但是按照惯例，皇帝对贡品不能照单全收总要退回一些，将之退回。大约是失去的才觉得珍惜，后来皇帝竟对这两件玉器越想越爱，现在也算是失而复得。

但是查遍所有的箱子，皇帝也没有发现玉瓶和玉山子，另外，大量的珠宝质量平平，也显得和王亶望巨贪的名声，颇不相符。

皇帝开始追查此事，结果一对照抄家册，就发现王家的财物被人调了包，而进一步追查下去，发现调包的不是别人，竟正是负责抄家的闽浙总督陈辉祖，预料中的，他被赐自尽。

当然，皇帝靠抄家发财，更有名还是乾隆的儿子嘉庆，毕竟乾隆培养的最大贪官和珅的家，是留给嘉庆去抄的。

之后西方文明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牵动着官场里无数小变局，某些角度看着反而给清政府苟延残喘的机会。不然按照传统的王朝周期律，以乾嘉吏治败坏的程度，清朝都未必能活到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