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贸易的智慧,都说西方厉害,但老祖宗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

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伟大史学家,更是一位富有远见的货殖思想家。关于他提出的货殖思想,我们可通过其作品得知,如:《货殖列传》、《平准书》皆记载有独树一帜的货殖思想。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巿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

在《货殖列传》的开篇,是司马迁引用老子的治理思想,借此以直述观点。如果,仔细通观全篇,可发现不仅开篇如此,甚至,整篇内容皆围绕道家思想展开,简单概括八个字,即“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显然,老子所倡导的部分思想与司马迁内心所想不谋而合,开篇一段话取自于《道德经》,司马迁仅保留“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可见,他对这段话相当认同,并在其后加上“至治之极”、“必用此为务”,补入的话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

他利用老子思想,引申出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表明两人在思想上的契合。当然,并非所有老子思想都受司马迁赞同,如“小国寡人”、“使民”,这些都是原始社会的落后思想,显然不在适用于当今。司马迁主动去糟取精,吸取道家精髓,可看成是古代思想文明的进步。

司马迁提出的这种思想,核心即是天道自然,讲究一切顺势而为,宗旨是满足百姓的欲望。乍眼看去,此思想与孔子提出的大同理想较为相似,不过本质上还是存在区别。如后者思想注重秩序安排,前者则注重自然演变。

王充曾对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进行概括,大概意思为:“贫穷的人不奢求富贵,富贵自然而来会到来;富贵的人不想要贫穷,可贫穷偏偏自寻而至。这些都不是人类所能干预的,正如日朝而出日暮而落,此乃天道规律,非人类所能求得。”

一番话透彻简单,基本解释了“天道自然观”的思想。

司马迁利用这个思想观察社会经济生活,认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即人这辈子,通过什么样的行业发财,谁都确定不了,世界上没有铁饭碗,无论哪一行,都不是固定存在的。财富再多,终究会有失去的一天。是否会发财,主要看命,其次就是靠能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相反,品行不好的人,则注定一无所有。

司马迁态度很明确,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应该顺应天道自然,减少人为干涉。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争取前程,竭尽全力,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即“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司马迁认为,人性本就复杂多样,即有谋取利益的动机,又有享乐纵欲的一面。

所谓的“谋取利益”,实际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生在世,都会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努力拼搏,这属于谋取利益一种,也可算是正当需求。除去合法手段,还有诸多违法手段,如人们为了获取金钱回报,不惜铤而走险,做出危害他人与国家的行为,这种也算是谋取利益的一种。

再看享乐纵欲,算是谋取利益的延伸。世人本性复杂多样,求利只是其一,除此之外,还有寻求肉体或精神上的满足。享乐纵欲很好的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这个时候金钱就变得尤为重要,贫穷的人为了满足欲望,时常倾尽所有,而富人则在其上一掷千金,大肆挥霍。

最终,等金钱消耗殆尽后,人们又回到了谋取利益上面,继续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拼搏或冒险,它与享乐纵欲形成了一个封闭循环,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简单来说,第一种是为了积累财富,第二种是为了消耗财富,二者可达成一个平衡。

对于人们的逐利行为,司马迁持有肯定态度,他觉得人类寻求物质利益的行为,是本性体现,不可约束,司马迁把天下万民的日常交往归结为一个“利”字,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句话已然表明了司马迁的态度。

无论是什么职业,何种身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他们在世间作出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谋求利益。所以,“求利”是人类进步的根源,与欲望本质相同。假设。人类的欲望消失,自然就没有了“求利”的动机,大街小巷再也不见商贩的身影,工厂作坊、政府机构陷入停滞,无人上班。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国家停摆,面临覆灭危机。

王公贵族求利,乃是本性使然,正如同历代打击贪腐官员,向来无法清除殆尽,贪腐之辈就如同火烧不尽的野草一般,一拨又一拨。如果刮骨疗毒式严打,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政府本身,因此,若官员的贪腐行为未威胁到国家统治,历代朝廷都是佯为不见。简单来说,贪腐行为只可遏制,不可根除,即便做到,也是同归于尽的下场。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看透了这点,人性本为逐利,何必要故意压制。世间之人,做任何事情都具有功利性,有利益驱动,方可事半功倍。像无欲无求的人,懒政作为,危害显然更大。司马迁认同老子的“无为而治”,强调顺其自然,逐利求富是人性如此,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人之趋利,“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司马迁人为:“人的逐利本性,是天生有之。”除此之外,他还列举了不少例子,如历史上贤人、廉吏、廉贾、壮士、赵女郑姬、游闲公子、渔夫猎人、赌徒等等,这些身份不等的人们,生平所作所为无不与谋取利益联系在一起。

司马迁针对这些人,也给出了具体的分析:

像贤人或依靠谋略留于朝中,献言建策,或守信死节隐居岩穴,求取名声威望,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廉吏,即朝中的清官,他们之所以清廉,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其意思就是:再清廉的官员,时间坐久了,自然会拥有大量财富,与“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同理;壮士,古时壮士在军,攻城拔寨,冲锋陷阵,斩敌将,拨敌旗,为的不就是军功嘛,军功意味着赏赐,金钱名誉尽皆而来;赵女郑姬,赵国与郑国的女子,平常打扮的漂亮有加,学才献艺,弹着琵琶,摆动着婀娜身姿,实则是利用美色魅惑他人,寻求利益等。

司马迁对各类的日常活动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相似的,即:“人皆为财利而忙,包括农、工、商以及一些民间推出的储存增值服务,都是谋求财富之举。”

司马迁如此肯定“人性逐利”,并非因为不可控,而是它确实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使得国家走向繁荣。同时,司马迁透过人类的求利行为,看到了其后的享乐欲望。他认为:“享乐同样具有本能,且与求利行为相辅相成。这种享乐本能,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它将会发挥到极致,使人类沉迷其中。”

凡事皆有两面,甚至是多面,这就是事物的多样性,它的存在是为了在不同事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防止出现两个极端。

司马迁觉得,享乐本能不可以外界的力量进行干涉,但同时,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作出极端行为。可即不能人力干涉,又要防止“涂民耳目”,又该怎样做到呢?这时,就能体现求利的重要性,它与享乐欲望本质相同,相当于同一事物的两面,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以寻求一个平衡点。

司马迁提出的“天道自然”观,在经济政策上的体现莫过于善因论,他认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希望君主对待经济政策,要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这样富商才能走遍天下,贸易往来才会更加繁荣畅通,每个人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司马迁曾在《货殖列传》中,嘲讽桑弘羊的“与之争”,显然,他并不赞同桑弘羊制定的政策。

反观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所提出的“设轻重九府”,司马迁却给予一些肯定,但是,也仅仅是一些罢了。对于“设轻重九府”,司马迁并非全部赞同,他认为:“管仲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点。儒家思想在司马迁心中,要高于法家,原因自然是他觉得儒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较小。”

尽管如此,儒家、法家在他心中,仍旧比不上道家思想。善因论是道家思想的一种创新与延伸,它不仅保留了道家的真谛,且核心的足欲观明显要强于老子的寡欲观。司马迁借助善因论,对西汉的一些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他觉得惠帝、高后时期,西汉的经济最繁荣。

而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配合国家对外征战,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剥削百姓的经济政策,如:盐铁专卖、酒榷、均输、平准等,极大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动荡,百姓流离... ...但在司马迁看来,这就是与民争利的后果。

参考资料:

『《货殖列传》、《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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