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不仅是伟大史学家，更是一位富有远见的货殖思想家。关于他提出的货殖思想，我们可通过其作品得知，如：《货殖列传》、《平准书》皆记载有独树一帜的货殖思想。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货殖之利，工商是营。废居善积，倚巿邪赢。白圭富国，计然强兵。倮参朝请，女筑怀清。素封千户，卓郑齐名。”

在《货殖列传》的开篇，是司马迁引用老子的治理思想，借此以直述观点。如果，仔细通观全篇，可发现不仅开篇如此，甚至，整篇内容皆围绕道家思想展开，简单概括八个字，即“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显然，老子所倡导的部分思想与司马迁内心所想不谋而合，开篇一段话取自于《道德经》，司马迁仅保留“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可见，他对这段话相当认同，并在其后加上“至治之极”、“必用此为务”，补入的话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

他利用老子思想，引申出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表明两人在思想上的契合。当然，并非所有老子思想都受司马迁赞同，如“小国寡人”、“使民”，这些都是原始社会的落后思想，显然不在适用于当今。司马迁主动去糟取精，吸取道家精髓，可看成是古代思想文明的进步。

司马迁提出的这种思想，核心即是天道自然，讲究一切顺势而为，宗旨是满足百姓的欲望。乍眼看去，此思想与孔子提出的大同理想较为相似，不过本质上还是存在区别。如后者思想注重秩序安排，前者则注重自然演变。

王充曾对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进行概括，大概意思为：“贫穷的人不奢求富贵，富贵自然而来会到来；富贵的人不想要贫穷，可贫穷偏偏自寻而至。这些都不是人类所能干预的，正如日朝而出日暮而落，此乃天道规律，非人类所能求得。”

一番话透彻简单，基本解释了“天道自然观”的思想。

司马迁利用这个思想观察社会经济生活，认为“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即人这辈子，通过什么样的行业发财，谁都确定不了，世界上没有铁饭碗，无论哪一行，都不是固定存在的。财富再多，终究会有失去的一天。是否会发财，主要看命，其次就是靠能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相反，品行不好的人，则注定一无所有。

司马迁态度很明确，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应该顺应天道自然，减少人为干涉。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争取前程，竭尽全力，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即“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司马迁认为，人性本就复杂多样，即有谋取利益的动机，又有享乐纵欲的一面。

所谓的“谋取利益”，实际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生在世，都会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努力拼搏，这属于谋取利益一种，也可算是正当需求。除去合法手段，还有诸多违法手段，如人们为了获取金钱回报，不惜铤而走险，做出危害他人与国家的行为，这种也算是谋取利益的一种。

再看享乐纵欲，算是谋取利益的延伸。世人本性复杂多样，求利只是其一，除此之外，还有寻求肉体或精神上的满足。享乐纵欲很好的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这个时候金钱就变得尤为重要，贫穷的人为了满足欲望，时常倾尽所有，而富人则在其上一掷千金，大肆挥霍。

最终，等金钱消耗殆尽后，人们又回到了谋取利益上面，继续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或拼搏或冒险，它与享乐纵欲形成了一个封闭循环，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简单来说，第一种是为了积累财富，第二种是为了消耗财富，二者可达成一个平衡。

对于人们的逐利行为，司马迁持有肯定态度，他觉得人类寻求物质利益的行为，是本性体现，不可约束，司马迁把天下万民的日常交往归结为一个“利”字，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句话已然表明了司马迁的态度。

无论是什么职业，何种身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他们在世间作出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谋求利益。所以，“求利”是人类进步的根源，与欲望本质相同。假设。人类的欲望消失，自然就没有了“求利”的动机，大街小巷再也不见商贩的身影，工厂作坊、政府机构陷入停滞，无人上班。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国家停摆，面临覆灭危机。

王公贵族求利，乃是本性使然，正如同历代打击贪腐官员，向来无法清除殆尽，贪腐之辈就如同火烧不尽的野草一般，一拨又一拨。如果刮骨疗毒式严打，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政府本身，因此，若官员的贪腐行为未威胁到国家统治，历代朝廷都是佯为不见。简单来说，贪腐行为只可遏制，不可根除，即便做到，也是同归于尽的下场。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看透了这点，人性本为逐利，何必要故意压制。世间之人，做任何事情都具有功利性，有利益驱动，方可事半功倍。像无欲无求的人，懒政作为，危害显然更大。司马迁认同老子的“无为而治”，强调顺其自然，逐利求富是人性如此，即“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人之趋利，“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司马迁人为：“人的逐利本性，是天生有之。”除此之外，他还列举了不少例子，如历史上贤人、廉吏、廉贾、壮士、赵女郑姬、游闲公子、渔夫猎人、赌徒等等，这些身份不等的人们，生平所作所为无不与谋取利益联系在一起。

司马迁针对这些人，也给出了具体的分析：

像贤人或依靠谋略留于朝中，献言建策，或守信死节隐居岩穴，求取名声威望，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廉吏，即朝中的清官，他们之所以清廉，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

其意思就是：再清廉的官员，时间坐久了，自然会拥有大量财富，与“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同理；壮士，古时壮士在军，攻城拔寨，冲锋陷阵，斩敌将，拨敌旗，为的不就是军功嘛，军功意味着赏赐，金钱名誉尽皆而来；赵女郑姬，赵国与郑国的女子，平常打扮的漂亮有加，学才献艺，弹着琵琶，摆动着婀娜身姿，实则是利用美色魅惑他人，寻求利益等。

司马迁对各类的日常活动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都是相似的，即：“人皆为财利而忙，包括农、工、商以及一些民间推出的储存增值服务，都是谋求财富之举。”

司马迁如此肯定“人性逐利”，并非因为不可控，而是它确实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使得国家走向繁荣。同时，司马迁透过人类的求利行为，看到了其后的享乐欲望。他认为：“享乐同样具有本能，且与求利行为相辅相成。这种享乐本能，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它将会发挥到极致，使人类沉迷其中。”

凡事皆有两面，甚至是多面，这就是事物的多样性，它的存在是为了在不同事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防止出现两个极端。

司马迁觉得，享乐本能不可以外界的力量进行干涉，但同时，亦不能“涂民耳目”，使人作出极端行为。可即不能人力干涉，又要防止“涂民耳目”，又该怎样做到呢？这时，就能体现求利的重要性，它与享乐欲望本质相同，相当于同一事物的两面，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以寻求一个平衡点。

司马迁提出的“天道自然”观，在经济政策上的体现莫过于善因论，他认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希望君主对待经济政策，要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这样富商才能走遍天下，贸易往来才会更加繁荣畅通，每个人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司马迁曾在《货殖列传》中，嘲讽桑弘羊的“与之争”，显然，他并不赞同桑弘羊制定的政策。

反观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所提出的“设轻重九府”，司马迁却给予一些肯定，但是，也仅仅是一些罢了。对于“设轻重九府”，司马迁并非全部赞同，他认为：“管仲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点。儒家思想在司马迁心中，要高于法家，原因自然是他觉得儒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较小。”

尽管如此，儒家、法家在他心中，仍旧比不上道家思想。善因论是道家思想的一种创新与延伸，它不仅保留了道家的真谛，且核心的足欲观明显要强于老子的寡欲观。司马迁借助善因论，对西汉的一些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他觉得惠帝、高后时期，西汉的经济最繁荣。

而汉武帝时期，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配合国家对外征战，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剥削百姓的经济政策，如：盐铁专卖、酒榷、均输、平准等，极大影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造成社会动荡，百姓流离... ...但在司马迁看来，这就是与民争利的后果。

参考资料：

『《货殖列传》、《平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