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在中国近代史中,为何能走出那么多大人物?屡刷“存在感”?

​说到中国近代史,湖南是个绕不开的地方。从清朝末年横行天下的湘军,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血战长沙,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湖南人的身影,一直活跃在整个中国的舞台上。

▲湖南省简图

在远古时期,湖南常常被视为蛮荒之地。尧、舜、禹时期,这里盘踞着三苗、百濮、扬越等少数民族。自秦朝起,这里先设长沙、黔中两郡,后又归入荆州,直到唐朝中期设湖南观察使为止,“湖南”这一名称才正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

然而,直到清朝中期为止,湖南虽然也出过不少历史名人:如“草圣”怀素、宋朝文学家周敦颐、明朝首辅李东阳等等,但不论是名人数量还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作用,与中原和东南沿海诸省相比,湖南都要逊色不少。

然而,自清中后期开始,湖南人突然成为了中国政坛上的主力之一。仅从著名的湘军中涌现的,就有14名总督、13位巡抚等封疆大吏。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湖南人在那段历史中异军突起呢?

这就要从雍正年间说起了。

一、 两湖“分闱”

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十年寒窗、一朝中举”就成了历朝历代读书人的梦想。而想要真正入朝为官,实现自身抱负,这些饱读诗书的学子都要经过层层选拔和考试,而乡试,就是这些学子正式踏入科举之路的第一关。

▲当时读书人的梦想 就是拥有这样一块牌匾

明清以来,乡试一向在各行省省会举行,由于考期设在农历八月,故此也称“秋闱”,湖南湖北一度合称湖广行省,省会在武昌。

所以,每隔三年,湖北湖南的诸多学子就要齐聚武昌,向着“举人”这一身份发起冲刺。

到武昌考试,对湖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然而在湖南人看来,这条科举之路不仅艰苦,还常常有性命之忧——听起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然而这就是当时的湖南学子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横亘在湖南湖北之间的天险——洞庭湖。

▲洞庭盛景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洞庭湖以及与之相连的水网面积逐年扩大,“八百里洞庭”的说法即从此而起。虽然洞庭湖是文人骚客眼中的美景,但对湖南考生来说,却不亚于天堑。

农历七、八月间是洞庭湖的汛期,水位暴涨、天气多变,狂风暴雨是家常便饭。每次赶考路上,湖南的考生都要“敛费僦舟,冲涛而往”,船舶翻覆导致的溺亡事件屡见不鲜,使得许多学子不敢前去应试。而能够平安抵达武昌的学子,也往往是身心俱疲,难以发挥自身的真实水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康熙年间起,湖南的民间人士、地方官员就屡次上书朝廷,请求实施“分闱”:即湖南、湖北分开考试。经过长期的争取,雍正元年时,雍正皇帝终于下旨,湖南、湖北实施“分闱”,湖南学子可在本省就近考试。自此,湖南地区实现了科举公平,广大的湖南士人大量进入朝廷为官。

据史料记载,整个康熙年间,通过科举入朝为官的湖南人仅有42人,而从雍正到乾隆的71年里,新取中的湖南籍进士就达到了176人,整整增加了4倍多。大量湖南籍官员的出现,为湖南在近代史上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新学兴起

说起湖南的崛起,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助力。

即使是对中国近代史有粗浅了解的人,也一定听过曾国藩的大名。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他手创湘军、提倡洋务,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传奇人物。

▲曾国藩像

在曾国藩的湘军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带兵的将领往往不是空有悍勇之气的“大老粗”,而是饱读诗书的书生秀才;士兵也不是传统的职业军士,而是原本种田为生的三湘农民。这些人聚集在曾国藩麾下,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君爱国精神为治军方略,用乡土人情作为维系官兵的纽带,形成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和极高凝聚力的军队。

曾国藩除了重视以传统思想教育军队外,还非常注重普及西方的科学知识,他不仅筹备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军工厂,还主持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科学书籍,送出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称为是中国近代化的首功之臣。

在他的带领下,湘军中带兵的将领不仅在军旅中仍然读书不辍,还常常教导士兵学习文化,如湘军名将王錱,白天指挥作战,晚上则教士兵读书,时人笔记记载:“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是当时湘军中一道独特风景。

▲配备先进火器的湘军

从1853年湘军初创,到1864年攻克南京,湘军作为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后来都被湘军将士带回了他们的老家湖南,在买田盖屋的同时,这些见识了大世面、学到了文化知识的乡农们纷纷兴办私塾、教育乡里。

据记载,在当时相对不发达的湖南中部地区,就有私塾近千所,虽然这些私塾所教授的还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却仍然为日后湖南新式学校的建立做了良好的铺垫。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王朝实施了“新政”,其中一条就是兴办新式学堂。在此期间,湖南的各类新式学校并起,毛泽东主席曾就读的湖南省立的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新式学校的涌现,培养了大批掌握了西方先进知识的学生,在这样的基础上,湖南人才的井喷就不奇怪了。

此外,从清末到北洋,湖南还兴办了许多军事学校,如湖南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等,培育了大量的军事人才。抗战前夕,仅湖南陆军干部学校一处,就培养出了1万余名初级军官,成为了后来抗日战争中的骨干力量。

三、 霸蛮性格

在湖南人的口头语里,我们经常能听到“霸蛮”这个略显粗鲁的词语,然而,这个词恰如其分的形容出了湖南人的性格特质。

“霸蛮”这个词在湖南话中的意思是:执着坚韧、不屈不挠。近代大学者章士钊曾总结湖南人性格:“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简单的说,就是认准一条道不回头。且不说这种性格的优劣,但正是湖南人所特有的这种“执拗”的精神,才能使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国的乱世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湖南民风强悍,自古如此。《隋书.地理志》中就有记载:“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从远古时期起,湖南就是各民族杂处的地区,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没有敢于斗争的血气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而随着历朝历代北方人口的迁入,又带来了中原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识观念,逐渐形成了刚正、耿直的处事方式。

执拗的性格加上刚正的处事,使得湖南人大多具备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南宋末年,元朝军队进攻长沙,全城军民奋勇抵抗,当时岳麓书院的书生们也拿起武器、登城作战,“荷戈登陴,死者什九”。城破后,全城居民“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湖南人宁死不做亡国奴的精神可见一斑。

湖南人杨度曾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慷慨之气,溢于纸面。在近代中国危如累卵的局势下,湖南人悍不畏死的特质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曾国藩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激励自己,他所率领的湘军一向以“结硬寨、打死仗”为自豪。

湖南人黄兴,在武昌起义后的汉阳保卫战里,与清朝军队血战40天,牢牢拖住清军主力,为南方各省的起义争取了宝贵时间;抗日战争中,中日之间的22次大型会战6次爆发在湖南,8年抗战期间,整个湖南就有1/10的人口参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支持。

▲长沙会战示意图

仅从建国后首批授衔的将帅名单中,我们就能发现许多湖南人的名字:十大元帅中,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都是湖南人;十位大将中的湖南人则有粟裕、谭政、黄克诚、萧劲光、陈赓、许光达六位,湖南人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自明。

如今的年轻人在说起湖南时,往往第一时间想起的是湖南的小龙虾、臭豆腐等美食和湖南卫视的各种娱乐节目。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正是因为他们前仆后继的奋斗,中国才能从近代山河破碎的惨痛中重新站起,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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