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近代史，湖南是个绕不开的地方。从清朝末年横行天下的湘军，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血战长沙，直至新中国的成立。湖南人的身影，一直活跃在整个中国的舞台上。

▲湖南省简图

在远古时期，湖南常常被视为蛮荒之地。尧、舜、禹时期，这里盘踞着三苗、百濮、扬越等少数民族。自秦朝起，这里先设长沙、黔中两郡，后又归入荆州，直到唐朝中期设湖南观察使为止，“湖南”这一名称才正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

然而，直到清朝中期为止，湖南虽然也出过不少历史名人：如“草圣”怀素、宋朝文学家周敦颐、明朝首辅李东阳等等，但不论是名人数量还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作用，与中原和东南沿海诸省相比，湖南都要逊色不少。

然而，自清中后期开始，湖南人突然成为了中国政坛上的主力之一。仅从著名的湘军中涌现的，就有14名总督、13位巡抚等封疆大吏。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湖南人在那段历史中异军突起呢？

这就要从雍正年间说起了。

一、 两湖“分闱”

自科举制度实行以来，“十年寒窗、一朝中举”就成了历朝历代读书人的梦想。而想要真正入朝为官，实现自身抱负，这些饱读诗书的学子都要经过层层选拔和考试，而乡试，就是这些学子正式踏入科举之路的第一关。

▲当时读书人的梦想 就是拥有这样一块牌匾

明清以来，乡试一向在各行省省会举行，由于考期设在农历八月，故此也称“秋闱”，湖南湖北一度合称湖广行省，省会在武昌。

所以，每隔三年，湖北湖南的诸多学子就要齐聚武昌，向着“举人”这一身份发起冲刺。

到武昌考试，对湖北人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然而在湖南人看来，这条科举之路不仅艰苦，还常常有性命之忧——听起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然而这就是当时的湖南学子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究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横亘在湖南湖北之间的天险——洞庭湖。

▲洞庭盛景

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洞庭湖以及与之相连的水网面积逐年扩大，“八百里洞庭”的说法即从此而起。虽然洞庭湖是文人骚客眼中的美景，但对湖南考生来说，却不亚于天堑。

农历七、八月间是洞庭湖的汛期，水位暴涨、天气多变，狂风暴雨是家常便饭。每次赶考路上，湖南的考生都要“敛费僦舟，冲涛而往”，船舶翻覆导致的溺亡事件屡见不鲜，使得许多学子不敢前去应试。而能够平安抵达武昌的学子，也往往是身心俱疲，难以发挥自身的真实水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康熙年间起，湖南的民间人士、地方官员就屡次上书朝廷，请求实施“分闱”：即湖南、湖北分开考试。经过长期的争取，雍正元年时，雍正皇帝终于下旨，湖南、湖北实施“分闱”，湖南学子可在本省就近考试。自此，湖南地区实现了科举公平，广大的湖南士人大量进入朝廷为官。

据史料记载，整个康熙年间，通过科举入朝为官的湖南人仅有42人，而从雍正到乾隆的71年里，新取中的湖南籍进士就达到了176人，整整增加了4倍多。大量湖南籍官员的出现，为湖南在近代史上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新学兴起

说起湖南的崛起，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助力。

即使是对中国近代史有粗浅了解的人，也一定听过曾国藩的大名。作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他手创湘军、提倡洋务，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传奇人物。

▲曾国藩像

在曾国藩的湘军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带兵的将领往往不是空有悍勇之气的“大老粗”，而是饱读诗书的书生秀才；士兵也不是传统的职业军士，而是原本种田为生的三湘农民。这些人聚集在曾国藩麾下，以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君爱国精神为治军方略，用乡土人情作为维系官兵的纽带，形成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和极高凝聚力的军队。

曾国藩除了重视以传统思想教育军队外，还非常注重普及西方的科学知识，他不仅筹备了中国第一家新式军工厂，还主持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科学书籍，送出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称为是中国近代化的首功之臣。

在他的带领下，湘军中带兵的将领不仅在军旅中仍然读书不辍，还常常教导士兵学习文化，如湘军名将王錱，白天指挥作战，晚上则教士兵读书，时人笔记记载：“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是当时湘军中一道独特风景。

▲配备先进火器的湘军

从1853年湘军初创，到1864年攻克南京，湘军作为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主力，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后来都被湘军将士带回了他们的老家湖南，在买田盖屋的同时，这些见识了大世面、学到了文化知识的乡农们纷纷兴办私塾、教育乡里。

据记载，在当时相对不发达的湖南中部地区，就有私塾近千所，虽然这些私塾所教授的还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却仍然为日后湖南新式学校的建立做了良好的铺垫。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王朝实施了“新政”，其中一条就是兴办新式学堂。在此期间，湖南的各类新式学校并起，毛泽东主席曾就读的湖南省立的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新式学校的涌现，培养了大批掌握了西方先进知识的学生，在这样的基础上，湖南人才的井喷就不奇怪了。

此外，从清末到北洋，湖南还兴办了许多军事学校，如湖南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等，培育了大量的军事人才。抗战前夕，仅湖南陆军干部学校一处，就培养出了1万余名初级军官，成为了后来抗日战争中的骨干力量。

三、 霸蛮性格

在湖南人的口头语里，我们经常能听到“霸蛮”这个略显粗鲁的词语，然而，这个词恰如其分的形容出了湖南人的性格特质。

“霸蛮”这个词在湖南话中的意思是：执着坚韧、不屈不挠。近代大学者章士钊曾总结湖南人性格：“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简单的说，就是认准一条道不回头。且不说这种性格的优劣，但正是湖南人所特有的这种“执拗”的精神，才能使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国的乱世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湖南民风强悍，自古如此。《隋书.地理志》中就有记载：“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从远古时期起，湖南就是各民族杂处的地区，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没有敢于斗争的血气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而随着历朝历代北方人口的迁入，又带来了中原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识观念，逐渐形成了刚正、耿直的处事方式。

执拗的性格加上刚正的处事，使得湖南人大多具备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南宋末年，元朝军队进攻长沙，全城军民奋勇抵抗，当时岳麓书院的书生们也拿起武器、登城作战，“荷戈登陴，死者什九”。城破后，全城居民“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湖南人宁死不做亡国奴的精神可见一斑。

湖南人杨度曾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慷慨之气，溢于纸面。在近代中国危如累卵的局势下，湖南人悍不畏死的特质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曾国藩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激励自己，他所率领的湘军一向以“结硬寨、打死仗”为自豪。

湖南人黄兴，在武昌起义后的汉阳保卫战里，与清朝军队血战40天，牢牢拖住清军主力，为南方各省的起义争取了宝贵时间；抗日战争中，中日之间的22次大型会战6次爆发在湖南，8年抗战期间，整个湖南就有1/10的人口参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支持。

▲长沙会战示意图

仅从建国后首批授衔的将帅名单中，我们就能发现许多湖南人的名字：十大元帅中，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都是湖南人；十位大将中的湖南人则有粟裕、谭政、黄克诚、萧劲光、陈赓、许光达六位，湖南人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自明。

如今的年轻人在说起湖南时，往往第一时间想起的是湖南的小龙虾、臭豆腐等美食和湖南卫视的各种娱乐节目。但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史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正是因为他们前仆后继的奋斗，中国才能从近代山河破碎的惨痛中重新站起，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