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独有的沙漏。从1948年到1954年，在占人口1%的那些被判入狱或工作劳教的人中，共产党只占了1/10，在死刑犯中只占1/20。在民主德国，1950年2月8日，成立了“斯塔西”组织，监管和控制共产党及其他所有社会组织。日常生活中，斯大林不仅怀疑那些和西方有过接触或在西方生活过的共产党人，还怀疑任何一位生活在苏联统治集团以外的人。

因此，毋庸讳言，那些年里，东欧国家的所有人实际上都处在克里姆林宫的怀疑之下。战后苏联国内的压迫到处都是，日趋严密：由于认为1813-1815年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导致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斯大林害怕战时的接触会在他的统治时期引起毒害和反抗。因此，任何一位躲过纳粹迫害或从牢狱中存活下来的苏联公民和士兵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1949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项法律，对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处以10-15年的劳动监禁，但禁止红军在民主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横冲直撞并非主要动机。这一法律的真正动机是建立一种机制来对那些回国后恣意妄为的士兵进行惩戒。这项对苏联和东欧公民的惩罚范围之广，在“二战”后的10年里具有历史性意义——并且，在苏联以外的国家，那更是完全史无前例的。

审判只是群岛式压迫显露出的一小端而已：还有监禁、流放、强制劳动营。1952年，在斯大林恐怖统治的第二轮高峰期，苏联劳改营关押了170万犯人，还有80万人在劳动区、275.3万人关押在“特殊居地”。“一般的”古拉格刑期是25年，通常是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之后（如果还能侥幸存活的话）判处。在保加利亚，在略微不到50万的工业劳动力中，2/9是奴隶劳工。

在捷克斯洛伐克，据估算，在20世纪50年代初，1300万人口中有10万是政治犯，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成千上万被迫在号称国家工矿里工作的劳动力。根据“行政清理”，未经过任何公示或审判，那些消失在监狱里的男女就被无声无息地枪决了，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惩罚。受害人的家庭往往要等到事隔一年之后才会得悉当事人的“失踪”。

3个月后，法律上开始假设这人已经死亡，但还是不会出具任何官方通知或证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怖最盛之时，每天的报纸上会刊登大概30到40份这样的声明。好几万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更有好几十万的人被剥夺了应当享有的权利、赶出了家园、失去了工作。在匈牙利，1948到1953年间，据估计约有100万人（总人口还不到1000万人）经历过被捕、起诉、监禁或流放。

1/3的匈牙利家庭受到过直接影响。亲戚们也遭遇了同样的痛苦。弗丽齐罗埃布尔，一位斯兰斯基同谋犯的妻子，被监禁在布拉格城外的鲁津监狱整整一年，还被俄罗斯裔的审讯官谩骂为“犹太臭婊子”。释放后她被流放到波希米亚北部的一家工厂。

那些被关押者和流放者的妻子们失去了工作、住房和个人财产。如果运气够好的话，最好的结局也只是被人们遗忘，就像约瑟芬兰格，她丈夫奥斯卡兰格是斯兰斯基公审中的证人，后来在秘密审判中被判了22年有期徒刑。她和她的女儿们在一间地下室里生活了6年。

相比之下，罗马尼亚的起诉可能是最为严峻的，也是历时最久的。100多万人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或充当多瑙河——黑海海峡这一工程的工奴——其中死了好几万人，这些数字中还不包括那些被流放到苏联的人在内。

罗马尼亚监狱和各种形式的“试验”狱的条件之艰苦严苛是非常出名的，其中犹以皮特什蒂监狱最为著名，从1949年12月到1952年末的3年里，被关押的犯人们被鼓励通过折磨身心来接受“再教育”。被关押的受害者中大多数都是学生、“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非共产党政治家。各个国家陷入了一场针对内部人民展开的未宣战的长期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