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1949年的转折点上，当时在香港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选择了回重庆民生公司，他生死与共的那块土地，未曾想回家之路就是通往死亡之路。他心里念念的只是民生公司，那是他的事业，他不愿甩下不管。其实，卢作孚不是民生的老板，不是资本家，当然他也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

在晚清、民国的企业史上，几个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同属这一类型，比如张謇、范旭东等，他们本来没有资本，在企业的股份微不足道，或几乎没有什么股份，却因为亲手创建企业、为企业成长付出了长期努力，成为企业的灵魂，与这个企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甚至到了企业即他、他即企业那样一种程度，这也许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

卢作孚做出北上的决定，在内心并无太大挣扎，因为他的根在重庆，如同他和儿子说的：“我对事业负有责任。”就是“责任”这个词，注定了他最后的命运。

卢作孚为了民生公司的生存，他希望“公私合营”，通过加入“公股”获得民生急需的资金。在合营之前的过渡时期，公股代表就已进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职处理，亦都由他们做主。”“调训”、“逮捕”、“管训”，风声鹤唳，随时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眼看着与他一起筚路蓝缕创造了民生奇迹的高中层干部一个个遭打击或被清洗，他却无能为力。

他多年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民生公司业务处处务经理邓华益被“资遣”，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惨遭枪决，给他的震撼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他深知“旧有人员搞完了公司就垮了。”这位把事业看得高过一切的实业家，为实业救国的理想奋斗了大半生，他把民生公司看得宝贵，把民生的一条条船看得宝贵，他更把民生的员工尤其被以往岁月证明的民生管理团队看得宝贵，当然在他心中还有他和民生同仁共同缔造的“民生精神”。

目睹剧变之际，那宝贵的一切一天天失去，他内心的那种挫伤、痛苦无人可以体会，就连妻子都无法对其倾诉。

从他回到重庆之后，更让他心痛不已的是事故不断，从1950年到1952年8月，民生就发生了海损事故502件，平均两天一次，死亡232人。在民生公司没有“彻底改革”之前，不愿借款维持……所有的这些，都让这个无比乐观、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小个子产生了不可挽回的绝望感，他眼看着亲手创立的事业在塌陷，却无能为力。1952年2月8日，他选择了服安眠药自杀，自杀对他是一种解放，几乎成了他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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