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天，我接到《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兄的约稿信。那时我已接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和《作品》的信了，上海文学是第四个。这些约稿信标志着大形势与个人命运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费礼文发了我的短篇小说《光明》与《悠悠寸草心》，后者获得了1979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国外也有译介。

1980年我给《上海文学》写了《海的梦》，说是执行副主编李子云读了此稿流出了眼泪。我是直到1979年文代会上才第一次与子云同志见了面的，此前，她以《上海文学》评论员名义撰写的关于质疑“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的文章已经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动静。那是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后来我给这家刊物写小说，也写评论。有一篇评论还得了《上海文学》奖。1984年为领这个奖，更是为了助兴，尤其是由于子云同志力嘱，我访问前苏联刚结束，立即赶到了上海，从上海又立即赶赴宁波，参加刊物组织的活动。在宁波当晚，睡到子夜二时，连忙上吉普车，赶到上海，应邀给《文学报》组织的一个报告会作文学讲座。昏头昏脑，语无伦次，给某些听众留下了恶劣印象，说王蒙说话的特点是不知所云。我的这一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不良记录，算是我为了对《上海文学》和李子云的友谊付出的一个代价吧。当然，这样巧言也不足以挽回任何恶劣影响。

后来是周介人同志主持刊物工作，我最感动于他辛辛苦苦为每期刊物写的卷首语，他的各篇卷首语都是以“亲爱的读者”开始的。这期间我在刊物上发表过小说《济南》和《棋乡逸闻》，后者还得了奖。我也在刊物上发表过有争议的评论文字《沪上思绪录》，得罪了！

《上海文学》我还有一位责任编辑（我的习惯用语是还有一位领导是姚育明同志，我很喜欢她的散文，为之写过序）。我觉得抱歉的是近年短东西写得少了，与刊物显得比过去生疏了，心里当然彼此不会忘记。

我祝《上海文学》六十五岁大寿快乐。（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