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朝鲜、韩国的角度出发，伊藤博文可以算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视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这是为何呢？

1884年，日方派出伊藤博文作为代表前往天津与满清重臣李鸿章就两国条约展开交涉。这是二人的第一次会晤，李鸿章十分欣赏这个年轻有为的伊藤，夸赞他：“有治国的才干。”在二人的会面中，伊藤指出：中国的改革政策应该循序渐进。

在返回日本后，伊藤也对自己国家的官员详细分析了中国目前的态势与改革方向。伊藤觉得，中国的改革虽需循序渐进，但却能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三年内中国必定变得更强”。虽说如此，但日本政府并未在意，反而觉得中国改革大可不必多虑。

那么，为什么日本人不相信中国会走向崛起呢？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在改革道路上会遇到诸多阻挠，其中，最大的阻碍就来自中国朝廷内部。伊藤还认为：“虽然中国处于迅猛崛起阶段，但是，中国人放言海军陆军皆已整改完毕，全都是空谈，中国的海军陆军仍是老样子。”

不得不说，伊藤对中国的确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有时甚至到了“高瞻远瞩”的地步，伊藤对中国官场中的“言官多参变”现象剖析得十分透彻。甲午海战爆发时，两国在朝鲜海域激烈酣战，一颗未能炸响的炮弹轰动了整个满清朝廷。

军备武器质量出现问题，其中，必定有官员从中层层盘剥。御史张仲炘借机弹劾远在前线督战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并将贪污军费、里通外国的罪名扣在李鸿章的头上。幸亏，军机处反应迅速，为了不影响战局形式，否定了御史的指控“这些控诉影响太大，而且，其中存在许多难以查清的细节，无法查办。”

这件事给了李鸿章当头棒喝，后来，李鸿章对朝中摇唇鼓舌的言官强烈谴责道：“言官制度最足坏事。”伊藤博文在1884年对中国形势的分析中，还长远的看到了就算是中国支持改革的官员，抱有的理论仍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经典。

针对充满内部问题的中国，伊藤觉得日本此时不宜轻举妄动，而是应该迅速节省开支、大量修建铁路、扩充海军队伍、在民间发行货币，这样持续三五年后，日本的经济会迅速增长，不妨这时再来看看中国的形势，是战是和再作打算。

甲午战争结束后，李鸿章前往日本与日方谈判。此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第二次会晤，作为两个国家杰出的改革家，二人对此感触颇深。李鸿章甚至表示：

“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中国和日本的地理位置最为接近，文化也十分相似，为何要结下深仇大恨？遥望欧洲各国，虽然军事强盛，但从不轻易挑衅。今天我们作为两国的使臣进行交涉，互相都明白对方的意思，维护亚洲大局稳定，永远交好，这样才能让我们黄种人不至于被欧洲国家的白种人欺辱。”

面对李鸿章借着“文化相同、肤色相同”的理由极力与日本交好的意图，伊藤博文巧妙的回避了李鸿章的“友谊牌”，而是直接了当的与李鸿章谈起改革问题：“十年前我前往天津之际，已经与李中堂您谈到过改革问题，为什么时至今日中国仍还是一副老样子？我觉得十分惋惜。”此番话说得李鸿章无言以对。

两人的第三次会面是在签订马关条约之际，当时的伊藤与李鸿章仍站在两国的角度展开激烈的辩论，但是，在唇枪舌剑的对话中，二人亦有惺惺相惜的交心之言。李鸿章说：“虽然我身居重臣的职位，但是，在办事能力上根本不能与伊藤你比肩，你办的每件事都十分有成效。”

伊藤则谦虚道：“并非李中堂缺乏办事能力，倘若李中堂能够换一个国家做事，一定能做出许多可观的政绩。”李鸿章又说道：“伊藤你平时所做的事，都是我想要去做的；倘若我们处在对方的位置，你就能知道在我们国家根本无法施展拳脚。”

伊藤说：“倘若我在贵国任职，恐怕不能让朝廷官员信服。但凡身居高位的官员，都有无法做到的事，所忌讳的因素太多，我们国家何尝不是这样？”

其实，历史上不乏有真才实干之辈，但大部分都生错了时间，李鸿章本为人中龙凤，却不得不呕心沥血支撑将倾的满清，让人唏嘘。李鸿章之才之能，恐怕只有同样有治国之能的伊藤最清楚。这个外交场上的敌人、思想上的朋友，又何尝不为李鸿章生错时代而惋惜呢？

明治四十二年10月，伊藤博文在哈尔滨受朝鲜爱国义士安重根刺杀而身亡，终年68岁，死后，日本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

参考资料：

『《是是非非李鸿章》、《李鸿章与伊藤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