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叶子随风跑了。20世纪初期那些没有被斯大林的疑心所首选为起诉目标的共产党人，都是那些长期待在莫斯科、生活在克里姆林宫监视下的人们。以下这些因素需要至少反复考虑两遍以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苏联政权的严密监管下，鲜有和外国接触的机会；假如他们已从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话（当时大多数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流亡于此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遭到了灭亡）， 那他们肯定是唯苏联独裁者马首是瞻的人。

另一方面，“民族”共产党，那些待在自己国土上的男男女女，被认定是不可信赖的。比起那些曾在莫斯科待过的同事们，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更坚持抵制外来压力，具有英雄气概。但是那些承红军的好意战后被归送回国的莫斯科同志们，他们的形象反因此在当地更受欢迎。

他们倾向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建设一条当地或全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鉴于上述原因，“民族”共产党总是难免成为战后公审的主要受害者。只因拉吉克是位“民族”共产党，而拉科西和格罗——主导其公审的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却是“莫斯科人”（虽然格罗也曾活跃于西班牙）。 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其他明显的差异。

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组织斯拉夫国人抵抗纳粹统治的共产党人（包括斯兰斯基）自然而然就成了苏联怀疑的对象而成为受害者；斯大林可不愿与人分享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功劳。克里姆林宫想要的是它所熟悉的那些可靠的、非英雄主义的、注重实际的“莫斯科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式的人物。

特莱科科斯托夫在战争期间一直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各派直到被捕，战后他任第二把手，仅次于新从莫斯科回来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9年他在战争时期的历史使他受到指控。在波兰，哥穆尔卡曾和马里安斯贝查尔斯基一起组织武装力量反抗纳粹统治。

战后斯大林欣赏的是贝鲁特和其他以莫斯科为基础的波兰人。斯贝查尔斯基和哥穆尔卡后来都遭到了逮捕，正如你我所见，差点儿在对他们自己的公审中又成为明星。还有一些例外。罗马尼亚的一位“民族”共产党人乔治乌-德治，他一手导演把另一位“民族”共产党人帕特拉斯卡努拉下了场，就像对付清白无辜的莫斯科人、斯大林主义者安娜鲍克一样。

虽然科斯托夫曾在莫斯科度过早期的三十几年岁月，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巴尔干谈判。他也曾是经过合格检验的铁托的批判者（虽然有他自己的理由：科斯托夫看到了铁托想牺牲保加利亚来承管塞尔维亚地区的野心）。 然而这些不但没有能够救他，反而加深了他的罪行——斯大林根本就对协议不感任何兴趣甚至不赞同，他只想要绝对的服从。

最后，在选择公审受害者并对他们起诉时，对个人的打分评判和世俗的工具主义也成为相当大的决定因素。在1952年12月17日召开的捷克共产党全国会议上，卡罗尔巴西莱克解释说：“最后，谁有罪、谁清白的问题将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协助下由党来做出决断。”在有些案件中，后者捏造事实和证据以诬陷被告人；还有一些案例中他们更是故意颠倒是非。

因而，在斯兰斯基的审判中有两名被告被控在捷克产品贸易中哄抬物价敲诈莫斯科。通常，为满足苏联的利益，那些卫星国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都被压得很低；只有莫斯科有权例外。然而，捷克案件中的“哄抬物价”是苏联早已认可过的，检察官们心里也都一清二楚：这样可以通过向布拉格注入现金而流到西方国家，用于谍报工作。同样世俗的是——作为诋毁个人名誉运动的一部分——对安娜鲍克的起诉，她同时受到“右翼”和“左翼”分离分子的指控：首先，她批评过农村集体化，接着她不顾农民意愿强迫他们加入集体化。

拉吉克被指控在1947年解散了匈牙利警察内部的共产党网络，实际上他这么做（1947年大选前夕，在官方认可的前提下）是为解散更为强大的社会民主党警察组织作掩盖。后来他又秘密重建了共产党网络而禁止其他党派建立该网络。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在当时无可非议是正统的，但是一旦等到清除他的时机成熟他也就成了苏联利益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