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文化墙浮雕——廉冠江南张伯行 （图源网络）

江南科场案中康熙为何支持汉臣

康熙五十年（1711）秋，苏省乡试后，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学潮。九月二十四日，苏州乡试发榜，顿时士论哗然，议论纷纷。举子们指责副主考赵晋及提调马逸姿内外勾结，交通关节，大肆舞弊。义愤填膺的数百名举子一气之下，将贡院门口匾额上的“贡院”二字改成“卖完”，还将财神庙里的财神塑像抬到学宫里，以讽刺考官受贿，科场不公。学潮闹得很凶，惊动了朝野。

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立即将此事奏报康熙帝。正考官左必审也上疏陈述，并检举知县王日俞、方名所荐的吴泌、程光奎“二人平日不通文理”却中举。康熙帝极为重视此案，立即指派户部尚书张鹏翮和侍郎赫寿两位大臣到扬州按治，会同张伯行及其上司两江总督噶礼一起审理此案。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会审结果：“得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状，词连噶礼”！这次科场受贿舞弊案竟然牵扯到了苏皖地区的“太上皇”——两江总督噶礼。

经查，噶礼涉嫌受贿，并索要50万两白银庇护舞弊者过关。噶礼十分清楚此案内情，并狂妄宣称：“今科举人，一大半是买的，人说都是副主考卖的”，并利用权势干扰会审正常进行。噶礼，满洲正红旗人，既是满清贵胄，又是康熙的红人，在当时无人敢碰。于是，主审官相互推诿，不仅月余不得结案，而且张鹏翮和赫寿竟然提出单单处理副主考赵晋和其他受贿的试官，放过噶礼，将此案草草了结。

案件如此处置，惹怒了江苏巡抚张伯行。张伯行在三十余年宦海生涯中，以居官清正名闻于朝野。他本是以宽厚待人的长者，平日里与齮龁用事者共事，“推诚协恭，无丝毫芥蒂”。但是，对此置民愤国法于不顾的举动，淳厚的张伯行异常愤怒，不再洵洵，而是难得的发威了，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张伯行认为，在法律面前不分贵贱，应该一视同仁。既然舞弊案牵涉到噶礼，就应该同样对他进行审查，决不能因为他是总督，就放他过关。因此在次年正月，张伯行不顾身家性命，上章弹劾噶礼的不法行径。他要求停止会审，不让噶礼参加此案审查，以求的彻底清查科场案。同时，张伯行要求解免噶礼的官职，交付司法部门从严审理。张伯行上疏后，不待皇帝批示，就移牒噶礼暂停了会审。

噶礼马上感觉到了威胁，于是密购了张伯行的疏稿，阅罢不禁恼羞成怒。他非但没有善罢甘休，反而上疏皇帝，七拼八凑地捏造了张伯行的七条罪状，并指责张伯行逞讦诬陷。康熙帝无奈之下，只好降旨：伯行与噶礼俱解任，交付张鹏翮及总曹赫寿一并察审。这样，张伯行即刻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张伯行任官期间，无论在朝还是在外，从不结交近侍之臣，不附和同官之议，是一位孤介已极之人。而噶礼不仅是满清贵胄、高官爵显，而且长袖善舞，所辖两省文武属官无不逢迎趋附。即使守正不阿者，也不敢伸张正义。就连主审官中素有号称“不避权贵，人皆惮之”的张鹏翮，也畏葸不前了。结果，张鹏翮、赫寿置民意及事实于不顾，向康熙帝上奏案审处理是：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贿通关节，拟罪如律；噶礼劾伯行苛刻，应降一级留任；伯行劾噶礼揽卖举人、索银五十万两，事全虚，应革职赎徒。

此案的走势，实质上触及了满清最敏感的满汉矛盾，谁敢压噶礼而抬汉人张伯行？！噶礼，姓栋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其母与后宫有着“近戚”的关系。康熙亲征噶尔丹时，噶礼也随军出征，深得康熙器重，官居山西巡抚、江南江西总督等要职。会审此案的主审官都是汉人，岂敢越池半步，只是明哲保身，袒护噶礼，一再复奏噶礼无辜，伯行有罪。

然而，有幸的是，康熙毕竟是明智之君，对此案一审再审，结果手批不准，降旨：伯行恢复原任，噶礼革职。当时，江苏士民闻此欢声雷动，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福建全省士民，闻张伯行“解组，皆奔走呼吁”。

那么，康熙为何在这场复杂的江南科场案中支持汉臣张伯行呢？说来原因也颇为复杂。

一是康熙对张伯行的人品与政绩十分清楚。康熙对张伯行有体察入微的认识。早在康熙四十六年，他就曾对从臣赞誉张伯行：“朕访知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莅任江苏巡抚，“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但上任伊始即发布檄文，严禁属员馈送。檄文中写道：“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分，身即受一分之污。”他居官清正，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衷心拥戴，被称誉为“天下第一清官”。故此，在此案审理中，康熙多次下谕，对张伯行“居官清正”高度肯定，希望大臣们“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为正人者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

大型廉政豫剧《张伯行》剧照

二是康熙对噶礼“贪婪无厌，虐吏害民"的操守早有觉察。康熙三十八年，噶礼授山西巡抚。“噶礼当官勤敏能治事，然贪甚，纵吏虐民。抚山西数年，山西民不能堪”。康熙四十八年，噶礼迁为两江总督。“噶礼至江南，益恣肆“，连续上疏弹劾江苏巡抚于准等官员，致使不少清廉官员被罢免。康熙曾说过：“噶礼虽才见有余，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并说过若无张伯行，江南地方财物必定会被噶礼盘剥去一半之多。

三是康熙实施“奖廉惩贪”执政手段的需要。康熙深知官员贪污腐化必将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封建统治，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将主要精力放在“察吏安民”上。在重惩贪官的同时，康熙大力倡廉，他特别重视通过京中大臣的榜样力量，大力倡导“居官者以清廉为尚”。同时，不遗余力地提拔清官廉吏，两江总督于成龙等皆以清廉而由县令等低级官吏“洊历部院封疆”。故在江南科场案审理中，惩处噶礼而支持张伯行，当在情理之中。

四是康熙缓解满汉矛盾的一种姿态。康熙帝在位期间，严厉镇压过一拨又一拨的“反清复明”行动。但同时，为了缓解汉人知识分子对满清的仇视情绪，他也摆出了对前朝并无恶感的姿态。如亲自拜祭朱元璋陵墓、下令保护明十三陵，修建扬州史可法祠等，这样做是想向天下人表明，他并不敌视前朝与汉人为敌。

康熙实行“以满驭汉，以汉制汉”的策略，在朝廷内部实行一些表面上看似满汉平等的政策，如清朝官制各部院尚书，侍郎，督察员都御使等满汉各一，以此缓和满汉矛盾。在这场以噶礼为代表的满洲官员与江南汉族官员之间的争斗中，因审理不公引起了南北之争的纷纭议论，只才下决心处理噶礼以挽回局面。

江南科场案（亦称噶礼张伯行互参案），是康熙朝一件极有影响的大案。它体现的不仅是江南这个全国财赋重地的督抚大僚之间的互相弹劾，还是特殊背景下的贪廉官吏的较量，更是一场满汉官员之间的争斗。康熙维护“满汉一体”格局，以稳定政治统治秩序，这才是最终忍痛割爱——处置噶礼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