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的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在日军师团的番号前面加上师团长的名字，以示强调，例如“板垣第5师团”，甚至干脆简称为“板垣师团”。而日本国内的报道在这方面则显得比较混乱，首先大部分情况下日本报道不会出现“师团”这样的字眼，偶尔出现时一般会在师团番号上加上一些地名，例如“广岛第5师团”，在1939年之前，直接将“第5师团”称为“广岛师团”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与“师团”、“旅团”等鲜有出现相对应的，是日本当时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出现例如“兵团”、“部队”这样奇怪的单位。更有甚者，日本当时的新闻报道，包括日军的正式文件中，经常将某一师团的番号略去，直接用一个字代替，例如“鲤兵团”、“枫兵团”、“玉兵团”等，让对日军不太了解的人看后感到一头雾水。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日本军队在所谓“保密防谍”方面偏执的要求。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日本军方为了防止外国间谍通过分析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推测日军各部队的驻地和规模等情报，专门要求媒体在提到日本的师团和旅团时，以“兵团”替代，与之对应，联队和大队称为“部队”，中队和小队则称之为“队”。

中国当时以日军师团长姓名代称其指挥部队的方式，日本军队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时期就在使用。使用的理由，主要也是给中国方面的情报人员分析日军编制制造困难。随着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越来越多的日本部队在中国战场遭遇重创，当时日本国内的新闻媒体，为了粉饰这一情况，经常将遭到重创的部队“包装”成以一当十的勇武部队，为了突出指挥官的高明，日本记者经常会用大队（团级单位）指挥官的名字来命名“某某部队”。而日军在官方文书中，则通过加上指挥官姓氏来区别“常设师团”和新编成的“特设师团”。例如在诺门罕战役中被苏联红军重创的第23师团，属于1938年成立的三单位制“特设师团”，因此在日军的文件中一般用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的名字命名，称为“小松原兵团”。

不过，日军很快发现，用指挥官名字来命名新部队会带来很多麻烦。尤其是考虑到面对中国抗日武装的猛烈打击，不少日军部队损失惨重，指挥官被撤换甚至被击毙，部队代称也只能跟着变换，以至于很多基层日军官兵自己也弄不清本人是隶属于“铃木部队”还是“小林部队”。为了统一和规范各部队的代称，日本陆军在1940年颁布的《1940年陆军动员计划令细则》中，详细规定了各级部队的代称编制规则。

首先，对于师团和旅团级别的部队，统一授予一个单一汉字的代称，即所谓“兵团文字符”。这项举措受到了大部分师团的欢迎，但1937年以前就存在的常设师团却并不满意——它们的特权被取消了。

实际上，日本陆军最初的师团级单位，是所谓“镇台”。1888年镇台被废止，各镇台直接改编为日本陆军的最初7个师团。日俄战争之后，日本陆军单位基本维持在20个以下。这些师团分别对应日本国内的十余个师管区。由于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宇垣军缩时期，日本陆军师团总数不断发生变化，师管区总数也随之变化。但各师团的兵源籍贯却稳定下来。于是各部队就根据兵源和驻地给自己起了和地名相关的代称。例如第18师团，因为最初驻扎在久留米，因此也被称为“久留米师团”。

不过以所在地代称部队，仍显得啰唆，各师团私下也自行约定俗成了最初的单字“兵团文字符”，例如驻扎在天皇身边的近卫师团，自称为“宫”；驻扎在广岛区域，善于登陆作战的第5师团自称为“鲤”；最初由北海道驻屯兵改编而来的第7师团自称为“熊”。最有意思的代称，要属驻扎在大阪的第4师团的“淀”。

第4师团当初挑选“淀”作为代称，主要考虑是淀川从大阪穿过，据说也有如鱼得水的含义，对大阪人自己算是吉利的词语。但相对熊本、仙台等地的“乡下人”，大阪人的城市气息很浓，不少士兵祖上根本就不是武士，而是商人或者平民。而大阪在日本历史上最出名的事件就是德川和丰臣政权之间的大阪攻城战，传说导致丰臣政权崩溃的红颜祸水恰巧名叫“淀君”。这样一来，其他日军官兵看不起大阪城的少爷们，私下常常将“淀师团”解释为“淀君的师团”。

1940年当日本陆军为各师团和旅团制定“兵团文字符”的同时，也为下级部队制定了代号规则。各联队、大队等，在所隶属的师团或旅团的“兵团文字符”后面，加上3到5位数字组成的编码，作为各部队的“通称番号”。为了避免在基层官兵中造成混乱，日军规定各部队的通称番号中的数字部分是永久不变的，如果所属部队隶属发生变化，只修改第一位的“兵团文字符”。但在实际中，经常出现因为写错“通称番号”这一串数字导致家信被寄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