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双11”前后，买进了几大摞心仪已久的好书、新书。这些书什么时候能读完，悬念恐怕要持续很久。坦率的说，《二十世纪德国史》这本书当时是为了凑单而买的。

所评图书：

书名：《二十世纪德国史》

作者：（德）安德烈亚斯·维尔申

译者：张扬、王琼颖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凤凰壹力

出版日期：2018年10月

《二十世纪德国史》书影

《二十世纪德国史》虽然篇幅很短，中文版仅有7.8万字。但这样一本袖珍的历史普及读本，却仍然可谓佳作。书作者、德国历史学家、奥格斯堡大学近现代史教授安德烈亚斯·维尔申比较清楚的将德国二十世纪发生的多次剧烈变化，纳入流畅有序的叙述体系，解释了德国在20世纪第2个10年和第4个10年选择战争，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加速现代化并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的深层次原因。

全书简短但充满着思辨与批判意味，书作者在开篇就清楚的指出，德国19世纪的强势崛起，造就了一种所谓的“德意志特殊道路”的盲目自信。

这个国家追求成为区域甚至世界霸主，本着一种颇为狭隘的“民族历史观”而无视“其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中的深刻裂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工业化、都市化发展潮流已经造就了德国的政治和社会多样性，反映为政治动员与参与程度的极大提高，这一切曾经让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人们误以为，德国发动战争的动能已经消失，或者说要发起一场战争必须要有很强的驱动力，要冲破政治体系和民众舆论的很强阻挠。但当时的“德国人证明自己特别易受以哲学和科学名义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各类政党几乎一致的支持皇帝、军方与内阁鲁莽的采取了挑衅英国的对外政策。

德国民众的理性常常被认为是一贯的，尽管他们的确在20世纪的前半期两次支持了挑起世界大战，有着狂热的一面。但这还不足以说明德国人20世纪30年代滑向支持纳粹的必然性。《二十世纪德国史》这本书对这项疑问的历史动因进行了挖掘。

1933年，狂热的纳粹分子堵在犹太人开设的商店门口，阻止民众进店购物

首先，一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加剧而非弥合了战前就存在，并随着战败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混乱而变得进一步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1918年末到1919年，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保守势力残酷的镇压和杀戮了革命者，这使得魏玛共和国从一开始就被相当数量的人们认为背负血债。

1919年1月，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害

其次，魏玛共和国的宪政体制在建立后，缺乏赢得民众认同的培育时间。之前的德意志帝国造就了某种程度上无法制约的贵族和门阀特权，新的民主政体在形式上趋向于政党国家和议会民主制，打破了特权，但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混乱，民众普遍仇视这一制度，认为新政体等同于“国际犹太人集团”施加的阴谋。

第三，经济困难让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中青年甚至老年人群，都因剧烈的通货膨胀而沦为赤贫。这种经济上的剥夺，埋下了仇恨，也使得人们绝不可能忠诚于魏玛共和国。“由于唤起了几乎所有社会群体对社会、民族和文化的痛苦感受”，纳粹势力才得以打破传统的派系与阶层壁垒，在德国不受阻遏的强势崛起。

《二十世纪德国史》这本书还清楚的提到，纳粹党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人们的信任，不仅源自其刻意包装的基于排外狂热的民族主义政纲，而且也确实建立起了一种稳定机制，让德国经济获得了稳步且迅速的发展——书作者也明确谈到，这不能简单的归结于当时的纳粹势力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而应更多的归结为运气好，因为1929-1933年萧条过去，世界经济复苏，德国在摆脱了一战战败赔款的压力下从低点重回20世纪初期的高增长态势，这是经济周期使然。

纳粹德国的经济奇迹不过是经济周期的表现

这本书同样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经济发展，仍然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长期趋势，尽管德国增长被两次世界大战打断，而在战争结束后，（联邦）德国重新具备了必要的增长要素，包括统一市场，因德国向以色列支付赔款而重建的国际信誉，技术进步，全民就业，等等。某种意义上，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缘故，尤其是纳粹势力主导政治期间对旧德国贵族的清算，（联邦）德国等于开展了相当深刻的社会改革，将必然会妨碍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旧贵族排除在了权力序列。

（联邦）德国政治、经济、社会上的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浮上水面。20世纪60年代末期，德国再度迎来了一轮经济衰退；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重创了德国经济。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带来了大规模结构性失业，让二战战后一度平息的社会问题重新激化了起来，直接征兆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右翼民粹势力的涌现。而在重新实现了德国统一以后，德国再度以欧洲大路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形象出现。

正如书作者所说，“德国如同百年前的帝国一样迈入了一个新时期，曾经的历史经验与知识并不足以用来解决未来的问题”，在欧洲一体化加速推进十几年后，欧债危机、欧洲的地缘政治矛盾、移民增加加剧德国社会分裂等突出问题困扰着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书作者认为，“德国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被更多地要求保持警醒，以及时阻止可能出现的歧途或特殊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