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武宗海山曾长期征战于漠北，以漠北战将的身份进入大都，他在大都政府中没有政治资源，因为大都业已形成了太后答己与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两宫势力，武宗在大都施政受到了诸多掣肘，如武宗即位之初，曾准备封赏一些官员，有大臣进行劝阻说：“按照旧有的制度，枢密院选任军官，是应当经过朝议的。臣等以为自今用人，宜一遵世祖成宪。”使得武宗只好作罢。为了大刀阔斧地进行施政，武宗只能依靠漠北藩邸旧臣来巩固其政权，让漠北宿卫之士进入中枢机构掌握实权便成为迫要解决的问题。

中都城的营建，为武宗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为了使中都工事顺利进行，武宗于大德十一年七月初十日“置行工部于旺兀察都”，“行工部”是工部的派出机构，“置行工部”虽然是出于领导行宫宫阙的建设的考虑，但是也为武宗安插自己的势力提供了空间。八月甲申“诏立尚书省，分理财用”，“以脱虎脱、教化、法忽鲁丁任尚书省，仍俾其自举官属，命铸尚书省印”。次年（年）七月，行宫落成，正式设置中都留守司，兼幵宁路都总管府，并且仿照大都、上都的模式建立了管理都城的官署。为了维持行宫的日常生活和中都建城的需

要等问题，还建立了其它相应的行政管理机构，例如户部属下管理宝钞、玉器、缎匹、丝绵、布帛等各种财物的万亿库，保卫中都安全的虎贲司，掌领宫廷饮食供应的光禄寺等。至大三年六月，设立上都、中都的银冶提举司这一机构，级别为正四品。通过以上建制，武宗得以将自己的势力充盈于朝廷，以达到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仁宗及太后势力的需要，为“三宫协和”的局面的形成及其帝位的巩固提供了政治基础。

武宗建造中都，大肆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下令动工到行宫建成，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可见工程速度之快。八月，又大肆封赏。如此不惜民力、赏赐无度，招致了诸多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蒙汉官僚的坚决抵制。因中都地处偏僻的塞外高原，修建时工程量浩大，砖瓦木石等都需要经过长途转运，这样耗费巨额资财不说，兵民在此过程中死亡的更是不计其数。中都行宫建成之后，元政府又了调拨大批的军人和民户来修建中都城。至大元年正月初二，敕枢密院发卫兵万八千五百人，供旺兀察都建宫工役。却没有得到答复。

至大二年（1209年）四月，武宗不顾“蝗蝝遍野，百姓艰食”的情况，诏中都创皇城角楼，并反斥进言大臣曰：“圼城若无角楼，何以壮观？先毕其功，余者缓之。”至大三年（1210年）十月，“敕谕中外，民户托名诸王妃主、贵近臣僚，规避差徭，已尝禁止。”对于拒不从命的要给予严厉地处罚。一些有识之士为民请命，如至大三年（1210年），监察御史张养浩在《上时政书》中列举了武宗朝的十大弊政，并且对兴建中都等劳民伤财的做法提出了非议，却遭到了武宗的贬斥。这些史实表明，修建中都城是在国库空虚、百姓艰食的情况下进行的，繁重的劳役使广大民众苦不堪言，更使武宗本人离心离德，无形间使武宗完全脱离了儒家官员的支持，将儒官推向了仁宗一边。

整个元王朝，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几乎每一次皇位的交替都是在统治集团的争斗中完成的。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的即位都是由宫廷政变、暗杀，一步步升级为大规模的内战，上都与大都均是可作为皇帝即位之地的大都城，并且各自都有一定的势力驻扎其中，中都作为位于两者中间的一个都城，在元朝后期将帝位争夺的惨剧演绎到了极致。泰定帝之后爆发了严重的帝位争夺。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去世。八月，留守大都的佥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兵权发动了政变。燕帖木儿之父床兀儿曾经长期追随武宗在漠北作战，他本人也很早就受到了武宗提拔。

​由于上述关系，燕帖木儿在泰定帝去世前就曾密谋拥立武宗的后人。武宗有两位嫡子，长子和世子被仁宗封为周王，在“关陕之变”后逃到了西北。次子图帖睦尔当时被封为怀王，居住在江陵。权臣燕帖木儿在发动政变以后，就封锁了府库，收缴了符印，迅速派遣使者迎回图帖睦尔。另一位武宗旧臣伯颜担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他保证了河南行省站在燕帖木儿一方，并亲自护送图帖睦尔进入了大都。九月，图帖睦尔在大都即帝位，是为元文宗。文宗改元天历，所以史称这次政变为“天历之变”。与文宗即位的同时，泰定帝的左丞相倒剌沙在上都拥立了年幼的皂太子阿剌吉八。于是这次皇位争夺造成了两都的对峙，并进而演化为大规模的内战。在战斗中，大都方面因为拥有全国主要行省的支持，可以调动较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故而渐占优势。十月，大都军队包围上都，两都之战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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