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所以获得大陆的地位,要归因于希腊人褊狭的观念。同样,印度之所以被剥夺了大陆的地位,也和希腊人褊狭的观念有关。除了俄国,庞大的印度半岛的规模堪比欧洲大陆,而且,印度半岛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从冰川覆盖的山峰到郁郁苍苍的热带丛莽,再到和撒哈拉一样人迹罕至的沙漠,印度的气候表现出应有尽有的各种变化。在整个历史时期,没有任何与之匹敌的广大地区拥有如此众多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直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距现代大都市二三百英里的范围之内,就可以看见名副其实的以原始的狩猎和采集方式为生的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的传动带与村子里的工匠比肩而立、相映成趣。

乡间工匠从事世代相传的职业,他们的手艺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旁遮普省前就传承下来的古老手艺。一卷之书无论如何不可能充分描写这样一个古老和复杂的国家。所以,本书的研讨必然要有所局限,它仅限于印度生活的一些侧面。这些侧面有助于说明印度文明在世界文明图景中的地位,有助于说明它作为文化成分的接受者和贡献者所扮演的角色。印度在地理上比欧亚大陆的任何其他部分更为隔绝。在北方,喜马拉雅山脉的巨大屏障把它和欧亚大陆的其余地区隔绝开来,这条大的山脉好比是防御侵略的马其诺防线。这个堡垒的西端以沙漠和俾路支山脉为依靠,东端的屏障是同样令人生畏的丛莽和阿萨姆沼泽。

和任何静态防御工事一样,喜马拉雅山这条屏障也曾经被屡屡攻破。然而,在喜马拉雅山的背后,印度以其纵深防御更加令人生畏。一位蒙古将军侵入印度河流域之后写信报告说:“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国家。这里的水不好,太阳毒得足以杀人。”一浪接一浪从北方南下的入侵者,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拥挤而长期有人居住的国度。在这里,无论入侵者多么善于使用兵器,无论其最初的入侵是多么迅速,他们此后都面对着与气候和疾病做斗争的没完没了的战争。每一次新的征服和占领之后都有一场漫长而持续不断的生存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原有的人口总是能占上风。只有与被征服者混血,只有接受印度生活方式中的许多东西,入侵者才能生存下去。

他们的后代成为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印度社会和宗教那繁复而富有弹性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印度,文化的马赛克模式达到了高峰,我们在论及近东文化时已提及这个模式。在印度,许多文化渊源迥异的小社会镶嵌起来,构成了一幅构图有序的画面,一个运转正常的整体;每一个结构单位各就其位,受到专门分工的活动和宗教认可的保护。印度文化的整合问题,就是靠创造这样一种拼板玩具似的格局解决的。正由于此,印度文明始终能保存一种独特的,极易识别的文化本质,它保存自己文化本质的时间至少已达3000年之久。和一切的文明一样,它广泛借用了异域文化成分;但是,它的借用是有选择的,它将借用的成分加以塑造,使之适应自己的文化模式。

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看,印度不存在种族的问题。体质作为社会地位的指针,只不过是偶然现象。虽然“色”这个梵语字用来指四大种姓的划分,而且对种姓一词的经典诠释又表明:种姓的出现是为了保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人,使之不与其他民族混血;但是今天,南印度黑皮肤的婆罗门种族并不会因肤色黑而使自己的贵族地位有所逊色,印度北方一些地区的白皮肤、灰眼睛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也不会因肤色淡白而使自己的身价略有升值。不过,肤色淡白是评价美的一个标准,正如它在美国黑人中是评价美的标准一样。对于将种族作为一种体质现象来研究,印度提出了一连串使人神往的问题。完全不顾印度种姓制度的入侵者,从当地人中掳掠妻妾。

然而,在几代人的时间之内,他们便改信种姓的传统习俗,开始不自觉地进行将人种混杂特点固定下来的试验了。聚众打劫的冒险家,趁混乱之机控制一些地盘,很快就宣称自己的种姓地位得到了升迁,他们全然不顾自己五花八门的背景。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每一位在印度出现的宗教改革家起家时,首先就否定种姓,欢迎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阶层的人改宗信奉他的宗教,而宗教改革的结果,却是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将自己新的宗教改变成为一个新的种姓。目前,你看见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把印度的种姓当作是种姓制度基础的地方性的功能社群,那么任何种姓的成员,哪怕是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种姓,都趋于表现出家族血缘上的相似性。

我们对印度史前史的了解,迄今依然是极为粗糙的。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只建立在一些表面发现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系统发掘的基础上。然而,这些发现说明,自从最遥远的古代开始,印度就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文化复合体相会的场所。在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印度西北部是手斧文化的场所,而手斧文化是属于非洲和西亚两地的共同传统。另一方面,印度东部和西部是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而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又是它与东南亚共同的文化传统。两种文化复合体的边界目前尚不能精确追踪。在这两种共生的传统并存于印度半岛的数万年中,这一条分界线很可能随气候变迁而不断波动。

你可以期望,每一传统的分布都与具体的生态条件有关,手斧文化占据的地区与西南亚的自然环境相似,砍砸器文化和燧石文化占据的地区是东南亚或印度尼西亚类型的生态环境。最迟在公元前3300年,印度河流域已经为一种伟大的文明所占有,这一文明是从西南亚新石器基地的文化演化而来的。它遵循着西南亚的文化传统,顺次经历了粗铜时代和青铜时代。铁文化引进之前,这一文明已经消亡。主要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和大麦。迄今尚未找到这一文明栽培水稻的遗迹。许多艺术作品以牛为表现对象,其中包括把牛用做耕畜的描绘,这说明它的经济基础是农耕和制奶业的混合经济。轮子和织机似乎从一开始就为人所知。

无法说清耕犁用于何方,因为迄今为止既未找到实物也未找到表现耕犁的艺术品。耕犁出土材料缺乏的情况,与许多微型车出土的情況,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小车或是用黏土做的模型,或是用青铜浇铸而成。它们似乎是印度河流域儿童宠爱的玩具,谷物显然是用木臼脱皮的。一个木臼遗迹周围的铺砖地面上有许多圆窝,这是打谷人世代赤脚踩出来的脚印,遗址中间是安放木臼的地方。大概棉花已是栽培作物,因为在此发现了棉布。燧石、砍砸器和后来的青铜器都加工成许多形状。工具包括扁斧、手斧、齿尖交错的锯子,有趣的发现之一是一把尺子的残片,尺上的刻度非常精确,说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人已经意识到细小而精确的度量标准。

此外还发现了级阶复杂的一连串衡器。陶器的发现颇为丰富。甚至迄今挖掘的最低的一个堆积层里的陶器,也是陶轮制造的,且烧制精良。许多陶器是烹饪用的粗陶器。但是,比较精制的陶罐是红底色上黑釉再加一层油漆之类的拋光剂烧制而成的。陶器上的图案以花草为主,很少显示出遒劲的笔力或具有新意的构图。小型的黏土人像难以计数,据信是制作的玩具。一个遗址里这类玩具很多,想必是一个制造外销玩具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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