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军更为明目张胆地实施其侵华计划，东北三省相继沦陷。在人们印象中，当时东北人民处在日寇武力威慑下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鲜为人知的是，就在第二年，有这样一个东北汉子，不但敢怒又敢言，还敢跟鬼子对着干，直接要鬼子的命，而且是好几条命！他敢作敢当，虽然最后被鬼子杀害，他的大名却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这个铁骨铮铮的热血硬汉，名叫李希春，1932年5月，他在沈阳小河沿与鬼子争执时，一气之下开枪打死打伤13个鬼子，轰动一时又大快人心！

李希春是辽宁黑山人，当年才三十出头，个子不高不矮，平时话不多，但是办事说一不二。“九·一八’事变前，他是东北军于芷山的手枪队副队长，驻防山城镇。鬼子挑起争端后，于芷山带着部队投降了日本人，还堂而皇之被任命为伪第一军管区司令；李希春也随这支部队一同去了沈阳城。

那时候，日本关东军在伪军中都安排了鬼子军官进行监督。辽宁地区各路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活动，也绵延不绝。

一些抗日爱国组织经常派人去伪军部队搞策反，成效却并不明显，因为一方面有鬼子军官、汉奸监视，另一方面有日本宪兵随时出动。不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日寇的行径敢怒不敢言，部队内部却暗暗涌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日情绪。

于芷山这个老汉奸也明白手下有几个“刺头”，担心下级军官和士兵闹事，于是下令：假日里不允许部下去热闹场所闲逛。

1932年6月，一个周六的晚上，有人向卫队营长提出，星期天大家想去逛逛小河沿。

营长不同意。手枪队长程凤周在一旁帮腔：“让他们去玩玩吧。”

营长眼珠一瞪：“出事谁负责？”

程凤周打保票：“我负责。”

这样，营长就算默许了，大家得知第二天可以到小河沿去逛逛，都很高兴。

次日清早，卫队营和手枪队共有四、五百人，自动集合，在值星官手枪队副队长李希春率领下奔向小河沿公园。

手枪队长程凤周怕真的出事，所以换上便衣也跟去了。

小河沿西门的马路对面是一片大空场。有相面卜命的，也有说书卖艺的。

当时，一个日本浪人的马戏团正在那里表演马戏，场子四周用布围着，乐队在吹吹打打。这个马戏团的成员大多是日本的在乡军人(退伍军人)，有的腰间还带着枪，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李希春和几个士兵溜达到马戈团跟前。士兵不马戏棚的布围子空陈间往里看。

这时。过来几个马戏团的日本鬼子，张口就是：“叭嘎，票的不买，看看的不行！”

这凡个人一听就火了，当盯还口骂道：“你他妈的叭嘎！老子在外边瞧瞧还得买票，你们鬼子还讲理不。”

说着，鬼子动手就开了枪。有的鬼子还掏出手枪嚎叫：“打死的无论!”还把枪口对准一个士兵的胸膛。

李希春本想与之讲理,可有的鬼子不容分说，过来就打。李希春急了，心想：“小日本鬼子太可恶了，在中国土地上岂容你们如此横行霸道！”

想到这，他拔出驳壳枪，板机一扣“叭”地一声，那个拿枪的鬼子应声倒地。

听到枪响，正在附近茶馆听书的程凤周赶紧跑来。

李希春问他：“咋办？我把他们的人打死了。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都把他们干掉算了！”说罢，咬牙切齿，扣动板机，一顿点射，把携带的18粒子弹全部打光，13个鬼子被击中，其中5个当场毙命，后来1个受伤的送到医院也咽了气。

李希春对程凤周说：“打完了！”

程凤周也感到事已至此，也算很解气，遂命令：“快撤！”当即集合队伍撤回兵营。

程凤周与李希春等人商定：如果上边追查到我们头上，不管怎么样，咬定牙关不承认；实在瞒不了，就说是“红袖头”（靖安军）干的。

不料出事当时，卫队营的一个副排长被日本宪兵队抓住招了供。日本宪兵前来要人，伪军不给。在兵营前，双方都架起了机关枪。

日本顾问怕惹起伪军反叛，于是出面调解。最后讲妥让当天的执星官李希春以及张明新、谢芳晋和程凤周，一同去日本宪兵队，说是“把情况讲讲就放回来”。

当时，李希春坚决不让程凤周去，他们三人去了，不久果然都被放了回来。双方这才把在营门前架起的机枪撤了。

事情并没有结束，日本宪兵队逼着于芷山要人。汉奸于芷山也感到两头为难：交人吧，怕下边造反；不交，日本鬼子他又惹不起。

最后，他想出个权宜之计解决此事：让伪军事法庭分别判了程凤周、李希春、张明新、谢芳晋等人每人12年以下的徒刑。

1932年农历7月16日，四人都被投进了监狱。

李希春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他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昂首挺胸地说：“日本人是我打死的，这不关别人的事。要枪毙就毙我好啦！”

不久，日本宪兵队又传李希春、张明新、谢芳晋去“复审”。

李希春临别时，对程凤周说：“要让日本鬼子明白，中国人的子弹也能要他们的命!”

后来，他们三人都被秘密杀害了。但是他们的行动，特别是李希春的名字一直在沈阳人中间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