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就是专门刺客的涌现，这是一批生活在民间、不国富贵、 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或武艺的武士，他们与某些权贵倾心相交，为报知遇之恩而出生入死， 虽殒身而不恤。春秋战国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养士之风盛于一时，故刺客特别多。

刺杀，本来仅仅是政治的非常手段，只是残酷的战争形式的一种而已，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它更多地属于正义的弱者，在血腥的人类史中，它常常是弱者在绝境中被迫选择的、唯一可能制胜的决死拼斗。由于形式的神秘和危险，由于人在行动中爆发出的个性和勇敢，这种行为经常呈着一种异样的美。刺客行刺表面上看很卑鄙，其实不然。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政治活动一直十分血腥，对立双方常常以从肉体上消灭对方为目的，战争也罢，决斗也罢，镇压也罢，手段不同而已。刺客行刺同样也是一种手段，尤其是弱势一方在不得已时作乾坤一掷， 其方法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刺客行刺同作战一样，要有战略目标、战役方案和统筹计划。成功失败与其说是运气和临场发挥，毋宁说是策划的高低。刺客行刺不同作战，仗打赢了切目的就达到了，行刺成功了，预定战略目标未必能实现，有时行刺失败了或没有真正实施，让对方知道厉害，战略目标反而顺利完成。

刺客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司马迁用了数千字的篇幅，简洁而生动地描绘了五大刺客的经典形象，成为后代侠客文化的不绝的源泉。中国古代最有名的五大刺客是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其刺杀的对象都是重重保护之下、轻易不得近身的强权势力人物。刺杀此种人物，是知其必死而为之。荆轲刺秦王、聂政刺侠累、豫让刺赵襄子、专诸刺王僚，再如曹沫劫齐桓公，无不如此，凶险异常。刺客早已料已身必死，却不趋吉避凶，这都只为一个“义”字。

司马迁《史记》记载了五大刺客事迹后赞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司马迁是站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立脚点上，带着他特有的身世之感和爱憎，来热烈赞歌他所一再称赏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刚烈精神的。作为一个史官，能够对刺客作出这样高的历史评价，对于舍生取义的刺客来说，无疑是一种最高的奖赏。专门刺客的出现，正如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儒侠第六》中分析所说:“天下乱也，义士则狙击人主，其它藉交报仇，为国民发愤，有为鸱枭于百姓者，则利剑刺之，可以得志。”这正是刺客的品格。

刺客的所为并非只为一人的仇恨，或士为知己者死，或为家仇国恨，无不慷慨赴死。西汉大儒扬雄在《法言.渊骞》中有聂政、荆轲“焉可谓之义也”之讥，是因为刺客的所作所为有害于儒家的“节义” 的缘故。但北宋王安石就与扬雄大不相同，他在《书刺客传后》中认为，先秦刺客如豫让、聂政、荆轲的义侠行为，显示其“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的气节，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自觉的信念追求，“其亦不欺其意”，“知亦曰有待焉”。像王安石这样能够超越自身局限，努力开拓刺客行为方式的可贵精神内涵，实属先哲中佼佼者。

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理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说的“脊梁”，后面的影子就有刺客(徐锡麟和秋瑾都是他的老乡)。他的小说《铸剑》就是歌须刺客的。《铸剑》取材于《列异传》中的古代民间传说，鲁迅说此文“是写得较认真的”，通过对两个复仇者形象的着力刻画、揭示了小说”血债血偿“和“以火与剑”反暴力的主题。鲁迅沉墨重彩将刺客愤世嫉俗、不怕牺牲的精神表达了出来。

中国历史上的刺杀目标明确，主要是政要和权贵，普通百姓不值得杀。用短剑刺杀是古代刺客最常用的方法，由于短剑短小轻便，且有两面锋刃，行刺起来较为便捷，故刺客喜欢使用这种武器。在古代史作中，凡未指明特定武器的刺客刺杀，一般指的是剑刺。刺客以敏捷见长，矫捷的身手总是能让刺客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敌人的面前，完成最致命的一击。 刺客往往只需要一把适合近身搏斗的武器短剑，就可以完成终极任务，所以刺客行刺多用短剑，手段也非常简单，如专诸刺王僚，鱼腹中藏剑，极尽刺杀的创意与巧思。刺客与剑生存在一起， 与剑共舞，握着剑就已与剑融为一体，而剑又具有突发性强、威慑力大、有攻心夺志的奇效，这就谱写了剑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