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何亚萍，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明朝内阁管理制度，宦官专政的危害，内阁受司礼监的制约。

内臣宦官(太监，亦称中官)与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皇权是孪生的兄弟，分不开而且同终始。

朱元璋鉴于汉、唐两代宦官专政的危害，对宫内的宦官深有警惕。认为他们只能供驱使，司酒扫，不能让他们干政，不能把他们当成耳目或心腹。还在宫内特铸了一块铁牌，上铸扩内臣不得于预政事，预者斩!”的禁令。可是从他自己开始就破坏了这个禁令，到朱棣时更甚。

出使西洋的特命代表是太监郑和，在国内去四方做钦差的也有太监，特别是开设东厂这个特务机关司缉访，还是由太监傲提督。宣德元年(一四二六年)宫内就正式设置了内书堂，遣翰林院修撰刘种去那里教授小内使写字读书。四年(一四三O年)更遣内阁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因此，许多太监“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明史宦官传序》)当然，问题不在太监通文墨与否，而在他们有了“逢君作奸”的本领，如果皇帝不是童昏愚骏之辈，他们也不可能干什么奸恶的事情。否则，他们名为宫奴，实为真宰相，掌有生杀予夺大权。阁臣中的贤者受其扼制，不贤者仰其鼻息，趋从恐后。明代正统以后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与内阁关系最密切是内官十二监中的司礼监。司礼监的掌印太监执掌内外章奏。秉笔太监执掌在内阁票拟的文件上批朱(代替皇帝用朱笔写批语，一称批红)，它下面设文书房，负责文件的抄写与传递。永乐到宣德，对于六部等各司章奏，都是皇帝亲自裁决，写批语，太监还不敢有所干预，到正统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皇帝只有十岁，宠信太监王振，开始时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执政，还不敢放肆。其后，内阁票拟的文件，由王振批红，于是阁臣也得听从他的号令。

《国榷》引用凌翰的话，评述阉官得宠专政的原因。他说:“国家阉官，实与公孤(这里指内阁阁臣)之权相盛衰。天子早朝宴退，日御便殿，则天下之权在公孤。一或晏安是怀，相臣不得睹其面，则天下之权在阉宦。盖公孤虚侍君侧，累日积月，朝钟不鸣，章疏之入，司礼监文书房则主之。可否，时出于内批，公孤不得而与矣。故三杨在宣宗时，言无不售，至英宗初，则拱手唯命，末如之何。盖宣宗则日临群臣，躬揽庶政，故与公孤亲，而权在公孤。英宗初政，颇事燕闲，故与宦官亲，而权在阉宦。一人之身，前后所遭如此。国家政权所寄之由也。”(《国榷》卷二十四页1563--64)

英宗以后，嗣位者多幼主，他们连正式的朝会、讲读多不愿举行。皇帝有令，先传之太监，太监传之管文书房的内使，然后由管文书房的内使传到内阁，内阁有疏揭奏达皇帝，也是按这种程序上报。内阁大学士不仅多年见不到皇帝召见，就是见到司礼监的太监也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内阁虽可以从事票拟，但一切疏揭不得不取决于司札监的批红。因此，“相权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明史职官传序》）

景泰时的曹吉样，成化时的汪直，弘治时的李广，正德时的刘瑾，天启时的魏忠贤等，他们成了皇帝的代言人，阁臣哪能不拱手听命!因此可以说，宦官专政，实质上还是皇帝专制的另一种表现。历史事实很清楚地表明:权力是最腐蚀人灵魂的蠢虫。皇帝的权力最大，他最不喜欢念书，什么知识都没有，像个“真空管”，里面空荡荡，有益的建议都进不去，而他们又大权在手，荒淫无耻，挥霍民脂民膏，哪管人民死活。皇帝愈愚昧，必然愈专横，愈专横，也就愈宠信宦官。因为宦官与他最接近，有一种特殊地奴才心理，对皇帝善于投其所好，养成了一套阿谈奉承的本领。

王振专悠，酿成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险些把英宗的性命也送掉了。可是皇帝在复辟后，还对王振念念不忘，还替他招魂赐祭葬，建祠纪念他，赐给“族忠”的匾额。刘瑾专恣，臣民称之为站着的刘皇帝，他的家产有赃私银两以亿计。魏忠贤专政，内阁大学士承认，不仅自己的去就忠贤看得很轻，就是自己的生死性命，也撰在忠贤的手里，哪敢不听从他的指挥。皇帝朱由校在临死前，还召集内阁诸臣叮呼告诫，说什么魏忠贤格谨忠贞，可参预军国大计，真是到死尚不觉悟。这些情况的出现，与朱元璋不设承相，告诫子孙要独自总揽全国军政大杖，连个辅佐的衙门也不许开设大有关系。当然，归根结底还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果。

研究明代内阁制，不可因为“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这类话，把内阁当成了与前代宰相制相同或者相类似的机构，把几个特例当成了一般的情况。实际是当时的内阁阁臣，“虽无相名，实有相职”;既无相权，却有相责的皇帝的代言近臣。与宰相不同的关键正如叶向高所说:主要职责在票拟，却“毫无事权”。

从二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可知“内阁固翰林职”。它自始至终都不曾是明王朝中枢的正式的一级行政机构。这就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