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到河中独木桥。我们已经提过，家庭中存在着明显区别，但这些区别在社团中却可以忽视；在家庭中，儿子是父亲的财产，但就以自由民的身份而言，他可以成为父亲的司令。自由民之间没有阶级特权：泰提人优于罗姆尼安人，而两者又优于鲁塞尔人，但这在法律权利上对他们的平等毫不影响。在那个时期，自由市民的骑兵，系用于前线在马背上甚至徒步单独作战，他们是精英分子，是最富裕的，是武装最好、训练最精良的人，因此自然比自由民步兵得到更高的评价；但这只是“事实上”的分别，而无疑，任何罗马贵族都得以加入罗马骑兵。

从法律立场言之，自由民之间若有分别，只是由于体制上的次要分别使然。即使在外观上，诸份子的法律平等亦显然表明。社团的首领与社团份子，元老与非元老院之自由民，有服兵役之义务的成年人与未达此年龄者，固均有服装之别，但在公共场所，无论贵贱贫富均一律着简单白色羊毛宽外袍（toga）。自由民之间权利的完全平等。无疑源自印欧法制，但在意义的领会与体现之严格上则形成了此拉丁民族最特殊、最有影响力的特点之一。有一件事倒该在此一提，即拉丁移民并未发现该地有文化低落的早期居民须臣服于他们足下。

这和印度种姓之产生的环境不同，也和帖撒利、斯巴达及希腊的贵族之产生的环境不同，甚至与日耳曼的阶级之分亦有其不同之背景。国家经济当然由自由民负担。自由民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军役；因为只有自由民有权利与义务参军。自由民亦同时是“战士团”（“战士”populus，与populari“破坏”和popa“屠夫”有字源关系）。在古老的祈祷书中，祈求战神马尔斯给予降福的，是“荷矛之战士”，国王在对他们致词时，则称他们为“矛士”。我们已经说过军“团”（legio）如何形成。

在三分罗马社团中，一军团包括三百骑兵，由三名骑兵分队长分别率领；三千步兵，由三名步兵分队长分别率领。除此之外，可能还有若干轻装备者，尤其是弓箭手。一般言之，将军即国王本人；由于骑兵有特别指定之队长，因而国王可能只率领步兵，而步兵亦可能很早即是武装主力。除军役外，自由民还可能有其它负担，如平时与战时执行国王委派的任务、耕种国王田地、建筑公共工程等。城墙的建筑之艰辛在环墙的名称上留下了证据名之为“重任”（mamia）。固定的直接税收是没有的，因为国家没有直接固定的支出。为社团服务不需支付报酬，因为军役、派定之工作和公众服务，一般言之皆无报酬；若为地区服务，或为个人服务，则该地区或该个人可提供酬佣。

公共祭神所用之牲畜由法定税捐购买；公共比赛之负方，以比赛项目之价值向国家缴付“牛金”（以牛只为罚金而缴纳之）。文献中未曾见到自由民向国王缴纳之任何固定贡品，但居住于罗马的非自由民则显然要为所得之保护而向国王缴付金钱。此外，尚有其它几项流入王库者，即港口税和领地收益——尤其是草地贡和产物配额。前者来自公共草地的放牧，后者来自承租国有土地者。此外还有“牛金”所出产之物、充公之物，以及战争所得。在必要之际，有税物之征收，但此乃强迫税，时局改善后，需得偿还。

此税究系加于全部居民——无论自由民与否——或只加于自由民，则无法确定，但后者之可能性较大。金融由国王处断。不过，国产与国王私产（从有关罗马最后王室之广大土地所有权之报告看来，国王私产必定可观）并非相同。由武力取得之土地，特别被视为国有财产。在处理公有财产时，国王实际受到多大限制，已无可考证。不过可以确定，这一方面从未征询自由民之意见：而在分摊税捐与分配战利之土地时，则可能惯于征询元老院之意见然而，国王并非在需要税捐和服役时才想到自由民；在公共治理上，他们也参与其中。

为此目的，社团中所有分子（妇女与未能持兵器之男童除外），也就是所有的“矛士”，都聚集在法庭中，举行“沟通”。国王为此目的，指定正式集会日期，每年两次，一为3月24日，一为5月24日；此外，国王若认为必需，可随时召集，次数不拘。然而，自由民之受召，并非为发言，而系为谛听；非为发问，而系为回答。除国王之外，集会中无人说话，如有，则为国王准予发言之自由者。而自由民之发言则只在单纯回答国王之间题，不讨论，不推理，不加条件，甚至亦不将问题分为部分。

然则，罗马自由民社团，也像日耳曼，或原始印欧社团，构成了政治主权观念的真正最后基础。但在一般情况下，这主权是潜伏的，或说，只表现在自由民对国王的自动效忠上。为了获得自由民的效忠之誓，国王在从教士手上接得其就任礼的同时，向集会的族人询问，他们愿不愿做他真诚忠实的子民，愿不愿意照惯例承认他和他的仆人即调查官和使者——这个问题得到否定回答的可能性几等于尢，正如世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