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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百家号双霜谈历史,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讲东晋的两位名士,一位是出身名门,博学多才的谢安,一位是醉心田园,不问仕途的陶渊明。这两位士人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名望的,但他们都有一个爱好,那就是热爱大自然,对朝廷抛出的招揽,不屑一顾。
谢安(公元320—公元385年)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与琅琊王氏同为东晋世族之首,世称“王谢”。其父祖辈均为朝廷重臣。谢安少时即知名,屡辞朝廷征召,与高僧支遁名士王羲之孙绰等交游,游于山林河海,年逾四十方出仕,历任尚书仆射、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官至司徒。安善行书,爱吟咏,好音乐,精棋艺,长属文,有文集十卷传世,他的文学艺术修养相当全面。
孔毅列“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四大名士”,谢安即居其一,且以为“谢安在四大家族中最为成功,声誉也最高”。可以说谢安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中最为儒雅而潇洒者之一,其人格特质主要表现在:谢安之令时人与后人钦敬仰慕者,出仕与隐逸潇洒自由。谢安的仕与隐应该说主要出于自身意志。他少即受到王导等显贵称赏,名重于世,因此连续不断地接到朝廷或者显要的征聘,但是他爱好大自然,一一拒绝。晋穆帝与吏部尚书范汪等以再不应聘就禁锢终身的计策来逼谢安出仕,但是谢安似早有预料,在使者出发未到时候出游,携带歌女飘然山林,使者寻访不到谢安。有司就弹劾谢安,获“禁锢终身”之令,谢安对此却浑然处之,继续啸傲山水之间。
史书记载,谢安与王羲之共登冶城,王对悠然不急于世务予以否定,而谢不以为然,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晋书》本传)王羲之的观点可谓勤奋政事派,而谢安的观点属于抓大放小的清简派。执政风格虽然不同,然而效果与目标一致。在特殊时期,或许清简的效果更好。东晋的政治局面相当复杂,各种势力此消彼长,为政者只有以“四两拨千斤”的大气大才与大能,方可处乱不惊,稳定大局。
庾亮执政,急于事功,结果导致苏峻之乱,差点颠覆东晋王朝就是例证。正是这位一副无为之态的名士成了东晋王朝的中流砥柱。谢安在朝,悠然自处,吟啸不息,专注下棋,书亦特喜,大兵压境而无惊,身临生死而无惧,处理公务而不急。然而在他拖延时日之中,挫败了桓温的“九赐”图谋,在笑谈之中,遏制了桓温“周公故事”的欲念。在京师震恐的情景中,在号称百万雄兵临近之下,正是谢安的“夷然无惧色”,还安然围棋以赌别墅,稳定了军心民心,并以简要的指授,以数万精兵大败前秦百万之师,保卫了东晋。这不仅表现出他的大勇,更是显示出他的大智与大才。
所谓矫情,就是对常情的抑制。就常人而言,喜怒哀乐一发则会形之于色,魏晋名士特别注意自我情绪的控制能力,谓之雅量或矫情。谢安的矫情特别出名。他的雅量出于大度:“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纵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世说新语尤悔》)“常无嗔喜”,显然表现了谢安的大度,而下人工作的糟糕,一般非呵斥不可,如此处所说的,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谢安竟然毫无反应,足见其度量之特别。他的雅量更是其胆识与才智所致。
谢安博学多才,而且智慧出众。玄学是当时士人必需之学,谢安对此也有特别的才能。谢安的人生所昭示的人格风范,仕则总揽朝政,安邦定国,隐则逍遥山河,王命无奈;文能吟诗泼墨,尽洒华美辞章,武能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笑谈间败强敌固社稷,彬彬间挫权臣保江山,这真是历代文人的极致,成为后代骚人墨客不可企及的楷模,自然而然了。
说完谢安,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吧,陶渊明(公元365—公元427年)名潜,自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曾祖陶侃以功封为长沙公。他早年丧父,母孟氏为名士孟嘉之女。陶渊明29岁才开始出仕,大抵是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官,而他又不喜繁文缛节,不堪吏职。他最后的官职是彭泽令,仅仅八十多天就赋《归去来兮辞》,辞官归里。自此躬耕田垄,再也没有出仕过。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今存诗虽仅一百二十多首,赋与文十多篇,但是开创我国田园诗派,而且其作品文显而意深,平淡而味浓。刘廷琛《陶靖节先生祠堂记》说“虽妇人孺子,田夫野老,皆知爱慕”。(《庐山金石会考》卷上)
萧统深爱其文,且敬其德,以为读其文者“驰兢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陶渊明集序》)可以想见其人格的力量。确实,陶渊明的人格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其人格的魅力有如陈年佳酿,越久越醇。他的人格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具有如此久远而巨大的魅力呢?这是值得我们深究的。
陶渊明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率意纯真。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题跋》)仕与隐是士人一生之大节,一般人都会反复掂量寻找时机,即使真的出仕还要再三推辞,然后正式弹冠相庆,走马上任。隐退也要寻找合适的理由,做到滴水不漏。而陶渊明则一任自己性情,真是率意之至,纯真之极,自然而然。
陶渊明的真率自然在他的创作中就有很多的表现。没有苦心经营,不去字斟句酌,而是脱口而出。清代方东树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昭昧詹言》卷四)甚至有人说他:“渊明随其所见,指点成诗,见花即道花,遇竹即说竹,更无一毫作为。”(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这话是有道理的。陶渊明的诗作,都是道当前之景、当前之事、当前之理、当前之情。
这些在诗中随处可见:“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停云》)“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责子》)我们读着,仿佛直接听着陶渊明就在身边自言自语,而不是什么专门“创作”出来的作品。全然是大白话,全然是口语,就是在韩愈等高唱反对雕琢,提倡“生活化”的作家的散文里也很难看到这样的白话。在士人中崇尚自然而又真正能得自然真趣者,唯有陶渊明。当然他的这种人生追求以及理想的实现,是经历了一段曲折而又痛苦的心灵历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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