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出土文献两则

作者简介丨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周易》经传、出土文献与思想史。

原文载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原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儒家网”。

摘 要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正确；孙奭、朱熹“宠之四方”断句不能成立。

目前，先秦、秦汉时期的简帛文献不断面世，给我们释读传世典籍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但遗憾的是，《孟子》一书却没有多少消息，与《诗》《书》《礼》《易》《论语》各种古本的接连问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不过，也有一些材料，可供研读《孟子》之用。

笔者不久前刚写完《〈孟子〉三考》《〈孟子·公孙丑上〉“善为说辞”段考实》两文，余兴未已。下面，再借助出土文献讨论《离娄下》《梁惠王下》两篇的两个问题。希望能引起治《孟子》者对出土文献材料和训诂考据的重视。

一 、“非行仁义”

《孟子·离娄下》篇有一段名文：“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其“舜明于庶物”一句，东汉赵岐(108-201)注：“伦，序。察，识也。舜明庶物之情，识人事之序。仁义生于内，由其中而行，非强力行仁义也。故道性善，言必称于尧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尔。”将“非行仁义也”解为“非强力行仁义也”。

北宋孙奭(962-1033)疏：“舜既由其仁义而行之，非所谓行仁义而得之人也，是由仁义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将“非行仁义也”解为“非所谓行仁义而得之人也”，虽换了一种说法，但意思仍与赵岐注近。

南宋朱熹(1130-1200)集注：“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将“非行仁义也”解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在注疏解释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挥。

清焦循(1763-1820)正义：“庶民知仁义而行之，亦是由仁义行，非强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义也。”以为“非行仁义也”是“非强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义也”，说解与汉儒宋儒同。

今人的译注基本承袭了这些说解。如杨伯峻(1909-1992)就将“非行仁义也”译作“而不是勉强地施行仁义”。史次耘不但照抄朱注，而且其译文也作：“并不是认为仁义有利于己而勉强去做呢”，将“非行仁义也”之“行”解为“勉强去做”。金良年译注也本于朱熹《集注》，将“行仁义”解为“推行仁义”，以为“是指带有功名心去行仁义”。

古贤今人的这些解释看起来吻合孟子的心性论思想，但在训诂上却无一不犯了增字为训的毛病。将“行仁义”之“行”，也就是“实行”“施行”之“行”解为“强力行”“勉强行”“强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勉强地施行”“勉强去做”“带有功名心去”“推行”云云，实质上是赋予了“实行”“施行”之“行”更多特殊的内涵。而这种用法，不仅在《孟子》书中找不出先例，在先秦两汉其他典籍中，也找不到支持。

比如《孟子·梁惠王下》篇有：“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公孙丑上》篇有：“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滕文公上》篇有：“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滕文公下》篇有：“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不行王政云尔；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离娄上》篇有：“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这些“行”字，都是普通的“实行”“施行”义，没有一个能解为“强力行”“勉强行”的。

再看先秦其他的典籍。《荀子·非相》篇有：“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管子·揆度》篇有：“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韩非子·五蠹》篇有：“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

“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鹖冠子·道端》篇有：“以身老世，正以错国，服义行仁，以一王业。”

《庄子·渔父》篇有：“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这些“行”字，也都是普通的“实行”“施行”义，也没有一个能解为“强力行”“勉强行”的。

其实，《孟子》这里“非行仁义”之“行”，并非普通的“实行”“施行”义，而当训为“言”“说”。《尔雅·释诂下》：“行，言也。”郭璞(276-324)注：“今江东通谓‘语’为‘行’。”

清洪颐煊(1675-1833)《读书丛録》卷八《读〈尔雅〉录》：“《左氏哀元年传》：‘因吴太宰嚭以行成。’服虔注：‘行成，求成也。’《管子·山权数》篇：‘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是皆‘行’为‘言’也。”俞樾(1821-1907)：“《周官》：‘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撢人道国之政事。’郑注并曰：‘道犹言也。’‘行’之训‘言’，犹‘道’之训‘言’矣。”

因此，《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实即“由仁义行，非言仁义也”，或“由仁义行，非语仁义也”。也就是说“要遵照仁义去行事，而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说仁义而已”。孟子这里反对的不是“勉强地施行仁义”，而是反对口头上讲仁义，而实际不付诸行动的“假仁假义”。

“行”为什么可以训为“言”“说”？笔者认为当与“”字有关。《石鼓文》：“酋车载，如徒如章，原湿阴阳。”又“徒骏汤汤，隹舟吕，或阴或阳。”钱大昕(1728-1804)云：“此字两见，前协‘原湿阴阳’，后协‘或阴或阳’，当读戸郎切，卽古‘行’字。”

郭沫若(1892-1978)从之，也以“”为“行”。徐宝贵补充说：“春秋时秦铜器仲鼎也有‘’字，与次句‘黄’字押阳部韵，也可证明释之为‘行’是正确的。‘隹舟以行’，意为乘船而行。”但“”字作“道”字古文字材料中则更常见。比如传世《古尚书》、古《道德经》“道”又写作“”，从“人”从“行”。

今本《老子》第三十章“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道”字郭店楚简本就写作“”。郭店楚简《六德》篇简七“君子如欲求人道”，“道”字也写作“”。据统计，郭店简中，写作“”的“道”字，就有二十二例。

由此可知，《孟子》所谓“非行仁义也”，实质当为“非道仁义也”，“道”是“言说”的意思。由于“道”常写作“”，故“非道仁义也”又可写作“非仁义也”。由于“”与“行”混用，故“非仁义也”就写作了“非行仁义也”。

《管子·山权数》篇“行者，道民之利害也”，“行”实即“”，也就是“道”字。“(道)者，道民之利害也”，这是用声训的办法揭示为说者的责任，就是要说出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有害。

《尔雅·释诂下》训“行”为“言”， “行”即“”，也就是“道”，所以为“言”。郭璞注“今江东通谓‘语’为‘行’”，这里的“行”也就是“道()”，“道()”就是“言”，故江东人以之称“语”。俞樾所谓“‘行’之训‘言’，犹‘道’之训‘言’矣”，实为“‘’之训‘言’，即‘道’之训‘言’矣”。

由这些例子看，今本《孟子》将“非道(0)仁义也”写为“非行仁义也”，实在是事出有因矣。不懂“行”与“道()”时有混用的历史，硬将“非行仁义也”曲解为“不是勉强地施行仁义”，实不可从。

二 、《梁惠王下》引《书》

《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段引《书》，颇多疑义。赵岐注本作：“《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其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释“宠”为“光宠”。

按照惯例，疏不破注。但所谓孙奭疏却云：“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师以治以教之，惟曰其在助相上帝，宠安四方，有善有恶皆在我，天下安有敢违越其志者也。”不但释“宠”为“宠安”，更将“四方”归上读。

朱熹集注取孙奭疏，也说：“‘宠之四方’，宠异之于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诛之，无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则天下何敢有过越其心志而作乱者乎？”释“宠”为“宠异”，并直接以“宠之四方”连读。

孙奭、朱熹为什么不信赵注要以“宠之四方”连读？应该是受了“晚《书》”，也就是伪《古文尚泰誓上》篇“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说的影响。李学勤先生指出：《孟子》所引云作之君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 是说协助上帝“宠”下民。

赵注释“宠”为“光宠”，但上帝何以要“光宠”下民？ 君师又怎样协助这种“光宠”，殊不可解。《孔传本》《泰誓上》在“宠”下加一训安的“绥”字，又改变句读，以“四方”作为宾语，就显得通顺一些。

所以，本来就迷信“晚《书》”的孙奭、朱熹自然就以伪《古文尚书·泰誓上》篇的“宠绥四方”为据，以“宠之四方”为读了。

后来的学者，相信伪《古文尚书》篇的，往往就取孙奭、朱熹说，以“宠之四方”为读；不信伪《古文尚书》篇的，往往就取赵岐注，将“四方”归下读。如江声(1721-1799)

《尚书集注音疏》就说：“宠，尊居也。言天降生下民，为作之君，为作之师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宠之，使居君师之任。我，我君师也。在，察也。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君师司察焉。天下何敢有踰越其志者乎？”

焦循正义从之。他们不相信伪《古文尚书·泰誓上》篇“宠绥四方”的记载，所以都以“惟曰其助上帝宠之”为句。

今人的译注也是如此。杨伯峻注清楚指出：“《书》曰——以下为《尚书》逸文，伪《古文尚书》采入《泰誓上》篇。其助上帝宠之——句读应该如此。朱熹《集注》把下文‘四方’连接‘宠之’作一句，全文读为‘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是不对的。”

而金良年注则云：“宠之四方，《尚书·泰誓》作‘宠绥四方’，孔注云：‘当能助天宠安天下。’此处取朱熹说。”他们的注释一是驳正朱子，一是遵从朱子，关键还是在信不信伪《古文尚书·泰誓》篇上。

这两种句读谁是谁非？现在应该可以做结论了。新出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辑有一篇名为《厚父》篇的文献，其第五简记载了“厚父”的一段话，云：“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

整理者指出：“此段文字与《孟子》所引《尚书》相似。”其说是。比较起来，不同之处有二：一是多了“设万邦”一句；二是《孟子》的“宠之”，《厚父》作“乱下民”。

“之”是代词，代前文“下民”，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就将“惟曰其助上帝宠之”解为“惟曰其助天牧民”。所以，《孟子》的“之”，《厚父》作“下民”并没有问题。

《孟子》的“宠”，前贤时人都将其训为“光宠”“尊宠”“爱护”，甚至“绥靖”。这肯定有问题，因为《厚父》是作“乱”。

《说文·乙部》：“乱，治也。”《尔雅·释诂》同。《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大誓》说：“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乱臣”就是“治国之臣”。“乱”训为“治”，或者说当读为“治”。

论者认为简文称“君师助上帝治理下民，语意十分顺适”，而《孟子》引文作“宠”字最为费解，“看来《孟子》的‘宠’只是一个讹误”。或者说“‘宠之’则以民为重，体现了孟子的重民观念”，而《厚父》作“乱”，“治也，其观念较《孟子》引文更为古朴”。

笔者认为《孟子》引文之“宠”与清华简《厚父》之“乱(治)”本质上也并没有什么不同。“宠”可读为“用”，训为“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丰部》：“龚，假借为用。”《墨子·非命上》：“于《仲虺之诰》，曰：‘帝伐之恶，龚丧厥师。’”

孙诒让间诂引毕沅曰：“孔《书》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龚、用，丧、爽音同。”“龚”、“用”音同，可以通用。“宠”与“龚”谐声，自然也可读为“用”。而“用”就有“治”义。《管子·八观》：“审度量，节衣服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

“不可使用国”即“不可使治国”。《荀子·富国》：“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正身行。”杨倞注：“用，为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庆舍用政，已有内郄。”宋祁《宋景文公笔记·考古》：“孙权用吴，诸葛亮用蜀。”这些“用”字都是“治”的意思。

先秦文献更不乏义同于“治下民”说的“用民”说。如《国语·周语上》：“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鲁语上》：“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是以用民无不听，求福无不丰。”

《吕氏春秋》更有《用民》篇，云：“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这里的“用民”，都是治理和役使民众的意思。因此，将《孟子》引文的“宠之”读为“用之”，与清华简《厚父》的“乱(治)下民”意思完全相同，并不费解。

清华简《厚父》“乱(治)下民”下接的简文作“之匿(慝)王乃渴(竭)(失)其命”。整理者注：“匿，通慝，邪恶”。《三国志·魏志·武帝操传》：“吏无苛政，民无怀慝。”，失也，失其命指失去天命。”李锐认为“之”意为“至”，《诗·柏舟》：“之死矢靡他。”

如此，简文当读为“至慝王乃竭失其命”( 王宁读“渴”为“遏”，也是“失”的意思，意思是到邪恶的君王那里却完全背弃了“天”“作之君”“助上帝”“治下民”之“命”，丧失了上天立君治民的本意。

由此看，尽管简文“至慝王乃竭失其命”与《孟子》引文“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不同，但《厚父》的“乱(治)下民”不能接“四方”，则是确定无疑。

也有将《厚父》简文连下读为“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之慝，王乃竭失其命”的。这样虽然拉开了与《孟子》引文的距离，但更不能证明以“宠之四方”为句的合理性。

所以，从清华简《厚父》篇来看，赵岐以“宠之”断句，“四方”归下读，显然是正确的，孙奭疏、朱熹集注“宠之四方”的断句，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轮值主编 | 张 志 宏

编辑 | 宋 金 明 李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