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年间不仅团营内出现东西两官厅,随着皇帝的耽于游乐无暇朝政,很多问题渐趋表面。对于马匹蓄养和草场地的严格规定,正反映了朝廷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大量的马匹管理和草场地的维护,势必会耗费一定的国家财力,而且边兵和京营中的马匹管理和俸禄执行不同标准,边兵较苦,加之额临前线,补给更多些。但是正德年间的团营士兵每每恃宠而骄,他们往往与边兵进行攀比,力求多给多占,更是加重了国家的赋税负担,\"户部奏请十二营马,例于春秋牧放,冬春回营,给豆者凡六月,月折银王钱五分,给草者三月二钱五分,今调宣府兵及选团营兵于西官厅训练,宣府兵每草一束折银二分,团营所选兵亦援此例,请支。

而都督许泰又欲于宣府二分之上增给,国用其何继,诏西官厅马每草一束,加银一分,团营仍旧,既而十一月,例当支草,复欲折银,户部执不与,特旨复之。与之是时,西官厅将士恃恩骄横每如此。\"嘉靖年间的团营制度弊病百出。嘉靖时期战事频繁,出于应急考虑往往不便放归团营马匹回草场进行蓄养牧放。为了挽救顽势,给事中夏言奏请,按照一定计划合理安排团营马匹蓄放牧养,团营马每年都进行放牧,虽然嘉靖六年武定郭就始边警为词奏免团营马下场,令各营草场量征租银,用来充营中公费,剩下的送太仆寺买马。

但是随着后期边方稍稍安宁,这种制度应该废止,仍然规定,团营马匹可存留团营内部营操,但只留马六千匹听征,余悉下草场牧放,又同意听征马也进行适当的营操,这些马匹在听征期间可就近牧放而不必远牧他处,这些马匹虽不在草场牧放,每月依然给草料一半,每十日还得赴营听操。不得不说,夏言的奏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马匹不足和操练不及时的难题,可说某种意义上满足了马匹的可循环利用。

《明会典》记载:\"嘉靖十三年之际,朝廷题准团营马匹,敕令户部将存操马匹再添三个月草,下场马匹再添六个月料,三个月草通融放给,充一年之用。二十一年,题准将二官厅并十二营马匹,除冬春料豆,本折照旧开支外,其夏秋料豆原议本折并支,内折色每石量增银五分,共银三钱,按月开给。\"

虽然嘉靖朝皇帝和文武官员做了诸多努力,但是并没有真正奏效,嘉靖时期的马政问题依然十分棘手,而且出现了大量官员侵占草场银和粧棚银(粧朋银制度前文有解释,实际上是一种作赔补制度,通过两种不同的办法收植银和棚银,使买补马匹的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分散)的情况,军依旧千分贫困。正如马文升建言\"马之倒死,若不论其急病瘦损倒死之分,一概全军赔补,诚恐年复一年,艰难益甚,又不止于逃亡之患,而恐有意外之虞矣。\"

嘉靖后期这种情况越演越烈,不得己的情况下,朝廷又相继出台规定,\"京师三大营及十二团营的官军,巧棚银两前拖欠者,俱准濁免,仍免征后粧棚银兰年,用苏军困,后仍照旧例征收。景泰初年建立的团营制,从京营中选取精兵良将,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团营在景泰朝之后也发挥了诸多积极作用,如抵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袭扰、应对民间的流民起义、保卫京师安全等。

然而,团营并非自始至终发挥积极作用,实则在明朝历史进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事实上,团营兵额长期需要补充,团营的维系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而且团营自身还有一坚无法克服的弊病,如兵大量逃亡和被占役,团营草场银钱和马匹管理银钱都是一笔隐匿的款项等。另外,团营军制也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如团营选拔的京营精锐称为\"选锋\",剩余为老家,而老家的安置问题或者经过再次训练提拔为\"选锋\"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正德时期团营内部建立的东西官厅亦是如此。

起初的兵将不相识,互不统一,到团营体制的兵将统一、相互统属,团营制只是改善了部分情况,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之后这类问题又再现,周而复始。团营制下,石亨凭借团营兵协助英宗夺口复位,外戚孙继宗甚至一度掌握兵权,而在团营内部,更是出现了团营中的团营一东西两官厅,从属于团营又独立于团营。

这些都不是明朝军制运行的常态现侧面佐证了团营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也反映了明朝军制系统的漏洞和缺陷。通过团营制的研究,暴露了明朝士兵生活条件艰苦,明朝军队长期需要补给,而且补给困难的现状。不管是包括团营的京营还是边兵,都存在士兵逃亡的现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独团营制如此,明代军制整体上都难摆脱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