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由国共两方共同组建而成的第二战区东路军在山西的抗日业绩与精诚合作，是国共在军事上团结抗日的一曲凯歌。它雄辩地证明：只要国共双方真诚合作，猖狂的日寇即便不是因为美国扔的两颗原子弹逼得投降，也完全会被中国军队打败！

1937年10月中旬，日寇五万余人进犯忻口南面怀化高地。国民党急调重兵，以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指挥作战，要求山西八路军配合。

国民党守军李默庵、王靖国、刘茂恩分左、中、右三个兵团于龙王堂、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一线组成阵地防御。爱国官兵，英勇抵抗，从13日到18日激战一周，顶住日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并首次主动出击，形成了国民党军在华北各次战役中最有利的局面。

10月上旬，在忻口会战中，八路军一一五师由晋东北察南出击，切断由代县往平型关至张家口的运输线，一二O师几次占领雁门关，断敌后方供应；一二九师于10月19日晚，勇敢机智地袭击了阳明堡敌机场，一举焚机24架，使敌空运停顿，解除了日空军对卫立煌部队的骚忧。

刘师长还亲临娘子关东南的土亘林指挥一二九师，以勇猛的动作截击了敌第二十师团的轴重部队，缴获骡马三百余匹，枪弹无数，并把娘子关内国民党第三军曾万钟部一千余人从敌人包围中解救出来，从而稳定了国民党第三军阵地。对此，卫立煌非常感激。

忻口会战，由于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的紧密配合，取得了歼敌三万余人的战绩。但后来国民党部队在晋东失利，使忻口腹背受敌，忻口守军才于11月上旬放弃阵地，全线撤退。

1938年初，在山西的国民党军处于很困难的地位。蒋介石把一部分部署在山西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共同组成第二战区东路军，命朱总司令指挥。

同时日寇在侵占了山西大部分地区以后，妄图东渡黄河，进攻大西北，河防吃紧。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河防，设立了绥德警备区，并调在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部队，进入绥德警备区驻防，以加强河防，以陈奇涵为绥德警备区司令员。

1937年11月8日日寇占领太原，次年2月，第二战区奉蒋介石的命令，决定兵分三路发起“反攻太原”作战。

为了实现战略目标，朱总司令一方面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一二O师破击北同蒲路，一二九师破击正太路；另一方面对八路军发出指示，就东路军中的友军的使用和指挥方法作出规定，其中明确提要我军对友军的正确态度：一是每个指挥员应以热情虚心诚恳的态度对待友军，切戒骄傲自大看不起友军；二是用一切方法帮助友军进步和解决某些行动之困难”。

由于东路军国共两支部队的紧密配合，在反攻太原的作战中给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然而由于部份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致使反攻太原的作战计划落空。

2月28日晋南重镇临汾失守，山西南部沦入敌手。蒋介石为了坚持华北抗战，牵制日军南下，于3月8日向山西各抗日部队发出“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的命令。

东路军总指挥朱总司令于24日在小东岭村召开了东路军高级将令军事会议。国共双方军事将令交流了经验，共同制定了统一对敌的作战方针。

会上，朱总司令指出：抗战初期战事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发动群众，今后要搞好军政、军民、官兵之间的关系，训练政工人员，增强指挥机关，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彭副总指挥作了《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华北第二期抗战的主要任务与方针是:“转入到敌人后方作战”，“保卫武汉保卫山西争取敌我形势的变动，使持久战走到最后的彻底的民族独立与解放。”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军事作战要“在战略上采取防御战，在战役上采取进攻战”，“避免不必要的固定的阵地战与不必要和无胜利把握的攻击战，充分运用运动战，求得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并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等原则和方法作了规定和讲解。

3月28日，东路军高级将令会议致电国民政府军委会，表达团结抗战的意愿和决心。

3月31日，朱、彭首长还邀请东路军中的国民党将令参观了由徐向前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实地示范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以后，八路军总部还在武乡县的型庄和沁县的西林等地，为东路友军举办了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训练班，朱、彭、左权等首长都亲临讲课，为东路友军培养了不少抗日军政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