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文学之路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中国作家莫言。这是该奖项历史上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作家。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之际，坊间都会流传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作家的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我们能见到鲁迅、沈从文、老舍、林语堂等新文学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作家。2012年之后，这张名单忽然失去了传播力，这是必然的，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没有中国作家的历史已经被改写。

平心而论，中国新文学已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其取得的成就无须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来证明，但它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取得的成果。

莫言的原名叫管谟业，据说莫言自小就是个话极多的孩子，在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莫言自己就是书中一个小角色，经常插嘴、传闲话、编顺口溜。管谟业希望自己少说点话，于是取了“莫言”这个颇为玄妙的笔名，但话一句没少说，反而越说越多，“说”出了十一部长篇小说。

莫言1955年出生在山东高密的东北乡，在地理上，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更普通的地方，但在文学上，经过莫言长达三十多年的经营，这里是一个完整、独特而神奇的文学世界。与那一代人的经历一样，饥饿给童年的莫言带来了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莫言在五六岁时上小学，1966年，莫言即将小学毕业，但他没能继续读书，而是辍学回到家中，成了一位农民。他日后在瑞典学院发表的演讲中如此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接下来的十年农民生涯，对莫言而言既是一种磨难，又是一种财富。他在乡村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与生俱来而后天未受干扰的非凡想象力，成了他从事文学事业最为珍贵的财富。1976年，莫言的人生迎来转折，他参军入伍，走出了家乡高密。莫言在《我漫长的文学梦》中提到，他读小学时作文写得很好，老师常在课堂上读他的作文，在家务农时，他曾想写一部叫《胶莱河畔》的小说，写了一章就放弃了，推测原因大概是吃不饱。

中国人常说“三十而立”，莫言三十岁时，在文学事业上还不能算立起来了，但这一年他真正在文学之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1984年9月，莫言成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35名学员之一，首任系主任徐怀中慧眼识英，认为以莫言的资质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也应被录取，而实际上莫言在文化考试中成绩还不错。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求学期间，莫言开始大量阅读中外作家的作品，精神上的饥饿状态得到了缓解。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给了莫言很多启发，福克纳这位以农民自居的作家在书中虚构了“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意识到“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莫言由此开始在纸上建构高密东北乡的一草一木与男女老少。

莫言入学不到一年，在1985年春天发表了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又过了一年后，《红高粱》问世了。

野性的文学世界

《红高粱》可能是普通读者最熟悉的莫言作品，而之所以熟悉，很大程度上也许要归功于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小说《红高粱》的作者莫言是电影《红高粱》的编剧之一。莫言对于编剧有很大兴趣，不仅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各种形式的剧作，而且还创作了几部话剧剧本。

1986年，莫言先后在几家不同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后来组成《红高粱家族》的五部中篇小说，前两篇是《红高粱》与《高粱酒》，电影《红高粱》的内容源于这两篇小说，而2014年推出的电视剧《红高粱》则包括了全部五篇小说的内容。

中篇小说《红高粱》甫一问世即获得了评论界的热烈反响，据传记作家的统计，当年有四十多篇评论莫言作品的文章，而其中的一半都是评论《红高粱》的。《红高粱》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我”的爷爷余占鳌与奶奶戴凤莲的传奇故事。“我”的奶奶是女中豪杰，她原本被自己的父亲许配给了地主单家，但她不愿意嫁给患有麻风病的丈夫，在去往单家成亲的路上遇到了半路打劫的土匪，轿夫余占鳌的英武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并于日后和他结成夫妻。她操持着单家酿酒的产业，过了“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日寇入侵，打乱了原来的生活，在为前线打鬼子的丈夫送食物的途中，她被日寇击毙，倒在了一片高粱地中。“我”的爷爷是男中英雄，他的身上有一股匪气，但同时又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目睹了日寇的残暴，他带着自己江湖上的兄弟和家族中的后代奔赴前线打鬼子，他的枪法极好，七点梅花枪是他的独门绝技，他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取得了作战的胜利，但也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红高粱》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有着“不羁心灵”，《红高粱》的世界是一个野性的世界，是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世界。而最能代表原始生命力的颜色便是红色，这是红高粱的颜色、是夕阳的颜色，也是血液的颜色。莫言很喜欢血这个意象，他将自己的故乡称为“血地”，“血地”上生活着一群有“血性”的男女，虚伪矫饰、扭捏作态从来不在他们的字典中。

小说《红高粱》其实并不好读，它的叙事不是线性的，叙述视角也不是读者习惯的第三人称，莫言的思维本就天马行空，而倒叙、插叙等叙事手法的运用更难以让读者立刻把握故事的情节。现代主义小说与传统小说很明显的一点不同，即在于对叙事本身的重视有时胜过了对情节的重视。在叙事技巧上，莫言一方面接受了世界范围内现代主义文学的滋养，而另一方面他活化中国古典文学资源，从而开创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或许最能表现莫言在叙事技巧上的创造力是其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这是一部传统章回体的小说，它的结构本身便极富想象力，含冤而死的西门闹轮回转世成驴、牛、猪、狗、猴，在其仇恨散尽后，又转世成人，透过富有灵性的动物的视角，莫言讲述了西门闹所在的高密东北乡1950年至2000年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变迁。“变形”是现代主义小说常用的手法，卡夫卡的《变形记》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主人公变成了甲壳虫。《生死疲劳》中的变形，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我们立即能想到佛经中讲的“六道轮回”和《聊斋志异》中狐化为人的传奇，莫言自述2005年在承德参观一座寺庙时看到了“六道轮回”的壁画，这让他知道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而《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更是莫言的山东老乡。

翻译与当代文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出现了一次大规模译介国外现代主义文学的热潮，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封闭后，这一热潮直接参与塑造了当代文学的形状。不少作家开始借鉴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与观念，莫言是其中的佼佼者。

莫言在《两座灼热的高炉》这篇小文中，谈到了两位现代主义作家对他的影响，一位前面已经提到了——威廉·福克纳，另一位是《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他说：“《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的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的家园”。

在现代主义文学的路上，与莫言同一批进行探索、同样蜚声国际的作家还有余华。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等都曾给他以文学的丰厚滋养。余华早期的作品如《十八岁出门远行》等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更为出名的作品是《活着》。《活着》是非常“余华”的作品，在当代作家中，对于残酷人生的洞察与书写，也许很少有人能比余华更淋漓尽致。

翻译让外国文学走进来，也让中国文学走出去。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作家接连获得了几项在世界上颇有分量的文学大奖，并且涉及的领域也很广泛：在儿童文学领域，2016年曹文轩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作家；在科幻文学领域，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摘下雨果奖的桂冠，今年又获得了克拉克奖。在这些奖项的背后，既有作者的付出，也有翻译者的奉献。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许许多多翻译家，以其默默无闻却是至关重要的工作，也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