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圣，在中国古代是作臣子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所以，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周围，总有很多的帮闲者，他们投其所好，进谀词、表忠心、舞文弄墨、移花接木，为统治者抬轿子、吹喇叭，制造太虚幻境。很多统治者就是在这种自己喜欢的虚幻氛围中，喝多了这些人进献的迷魂汤，以至忘乎所以，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当然，也有少数统治者是清醒的，他们不喜欢阿谀逢迎。他们不但会掷还谀词，还会怒斥阿谀者，甚至还会丢掉了性命。

宋人龚鼎臣在《东原录》中记载：赵匡胤登基后，曾将丹凤门修葺一新。有个文臣梁周翰，急忙写了篇《丹凤门赋》，大肆渲染丹凤门的壮观，大拍皇上的马屁。谁知赵匡胤并不买账，带着鄙夷的神色问大臣：“为何要写此赋？”身边的大臣们回答说：“梁周翰是做文字工作的，国家取得了新成就，皇帝开创了新气象，他撰文歌颂，是他的职责啊！”

赵匡胤却说：“不就是修了一个门楼吗？也值得讲这么多废话？这些耍笔杆子的‘措大’，也太爱拍马屁了！”说完，就把那篇梁周翰精心炮制的《丹凤门赋》扔到了地上。“检点做天子”的赵匡胤，本是一赳赳武夫，从他嘴里冒出来这句辱骂读书人为“措大”的粗话，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可在舞文弄墨的文人眼里，却被一句“措大”羞了个颜面全无、灰头土脑。而赵匡胤这一看似粗鲁的举动，对于曾经被铺天盖地、排山倒海般歌功颂德的文字，看花了眼和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来说，应该为赵匡胤的这一“英明”举动拍手叫好。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春，贵州布政司报告说：“去年北征班师时，皇帝的恩诏传到思南府，听到太岩山接连喊了三句‘万岁’声，这是皇帝威德远加山川效灵之应。”礼部尚书吕震看到报告后，觉得这是一次向皇帝献媚的好机会，于是，请求上表祝贺。永乐皇帝朱棣不但没有允许这样做，还把吕震狠狠地骂了一顿：“臣子侍奉君主，应当坚守道义。阿谀取容，不是贤人君子应该做的。人在山谷中呼喊口号，远处的大山产生回音，在道理上是解释得通的。布政司官员不懂事理，以为是祥瑞，尚且可以理解，你身为国家主管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的长官，不能辩别其荒谬，还想带头进献贺表，逢迎取悦朕，难道符合人臣以道事君的大义吗？”责骂过后，吕震这才闭上了嘴。

像宋太祖、明成祖这样不图虚名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毕竟不多，更多的倒是喜欢阿谀逢迎、甜言蜜语的昏君和庸君。在此情况下，大臣们，特别是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在君主糊涂时直言相谏，有时也能使昏头昏脑的统治者稍微清醒一些。下面列举两个例子，以便举一反三。

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宦官吐突承璀为了拍唐宪宗的马屁，在安国寺建了一座高大壮观的碑楼，准备用来宣扬皇帝的功德。唐宪宗把起草碑文的任务交给了翰林学士李绛。李绛不但没有起草碑文，还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以尧、舜、禹、汤等圣人都未立碑自言圣德，只有秦始皇巡游所过，立碑刻石自吹为例子，说明不写这类拍马屁文章的道理。唐宪宗听了李绛的劝告，遂下令，以百牛拽倒了碑楼。

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六月，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没了汴、曹、单、濮、郓等五州。后晋朝廷组织了几个道的民夫参加抢险，终于堵住了缺口。抗灾成功后，后晋皇帝石重贵准备刻碑记载此事，并打算把抗灾成功的功劳全部记到自己头上。但是，此事却被中书舍人杨昭俭制止，他进谏说：“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石重贵也不错，他认为杨昭俭说得对，遂停止了这一好大喜功的荒唐行为。

战胜一次大灾难，竖立一块纪念碑，歌颂一下英明领导，这种在如今看来都“十分正常”的做法，却在一千多年前遭到了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坚决反对。他不但反对刻石纪功，还公然要皇帝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这个官员的胆子也真够大的！不过，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大灾过后，满目疮痍，连恢复都来不及，哪有心思高唱颂圣之歌呢？况且，古人都是深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点和学说的。他们认为，上天在冥冥之中能干预人事，而人的行为在冥冥之中同样能感应上天，这就是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的道理。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灾异或祥瑞，表示了上天对人间当政者的谴责或褒奖。杨昭俭认为，这次黄河决口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正是上天对皇帝的谴责，是由于皇帝的“失道”引起的。因此，让后晋皇帝石重贵颁“罪己诏”，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也就合情合理了。由是，“纪功碑”变成了“罪己诏”。 杨昭俭敢于直谏固然不易，但在惯于把坏事当成好事办的国度里，石重贵能听得进如此刺耳的批评，也殊属难得。

朱温是五代梁朝的建立者，他以镇压黄巢起义起家，后来干脆代唐自立。虽然此人是一乱世奸雄暴徒，残暴荒淫，但是他却不喜阿谀逢迎拍马屁，非常喜欢直言不讳有气节的人。

有一年，河南商丘洪水泛滥成灾，当时的节度使、朱温的侄子朱友谅不仅不详报灾情，反而派人向朱温呈献一茎三穗的“瑞麦”，认为这是一种吉兆。一则奉承皇恩浩荡，二则炫耀自己“治绩”辉煌。朱温虽然没有种过地，但他对农业生产却非常重视，有时出外打仗还会将邻镇的耕牛抢回来，以利于大梁的农业发展。朱温见到这样的瑞麦不但不高兴，反而对这种报喜不报忧、一味逢迎的行为很生气。朱温愤怒地说：“如果这是丰收年，那是吉兆，而今年宋州大水成灾，这算什么吉兆？”他派人到宋州去罢掉献“瑞麦”的县令的官，并严厉查处了朱友谅，将他调离了宋州。

还有一次，朱温带着幕僚们，来到开封城外几十里远的地方，当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他们来到一棵柳树下歇息，这棵柳树的枝干很茂密，树荫能够遮挡五、六十个人。朱温一边乘凉，一边自言自语道：“好柳树！”然后盯着随行的幕僚，一一打量过去。这些人急忙都站起来，抢着说：“好柳树！”朱温又说：“这种好柳树，适合做车头。”立刻又有五六个人跟着说：“做车头真的不错。”没等朱温再说什么，有一个名字叫恭翔的人站起来说：“柳树虽好，但是做车头用它却并不太好，最好用夹榆树。”朱温听了，点了点头，又转过身去，对刚才那些附和他的人厉声呵斥道：“你们这帮穷酸的家伙，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追随着我，总是顺着我说话，顺口耍人更是家常便饭，做车头要用夹榆树，柳树根本不适合，这是很多人都懂得的常识，难道你们真的不明白吗？我听人说秦朝时有人指鹿为马，以前我还不相信真有这样愚蠢的事情发生，如今看来不难做到！”

说着，朱温挥手唤来差役，竟然把刚才顺口说柳树可以做车头的人统统抓了起来，定了个阿谀奉承之罪，然后统统打死了。仅仅因为拍了一下马屁，就要把这么多人杀掉，朱温的做法固然残暴，却从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做人要有自己的底线，毫无原则地阿谀奉承，不但没有办法换来锦绣前程，反误了卿卿性命。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