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马屁:一项有风险的政治任务

颂圣,在中国古代是作臣子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所以,中国古代统治者的周围,总有很多的帮闲者,他们投其所好,进谀词、表忠心、舞文弄墨、移花接木,为统治者抬轿子、吹喇叭,制造太虚幻境。很多统治者就是在这种自己喜欢的虚幻氛围中,喝多了这些人进献的迷魂汤,以至忘乎所以,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当然,也有少数统治者是清醒的,他们不喜欢阿谀逢迎。他们不但会掷还谀词,还会怒斥阿谀者,甚至还会丢掉了性命。

宋人龚鼎臣在《东原录》中记载:赵匡胤登基后,曾将丹凤门修葺一新。有个文臣梁周翰,急忙写了篇《丹凤门赋》,大肆渲染丹凤门的壮观,大拍皇上的马屁。谁知赵匡胤并不买账,带着鄙夷的神色问大臣:“为何要写此赋?”身边的大臣们回答说:“梁周翰是做文字工作的,国家取得了新成就,皇帝开创了新气象,他撰文歌颂,是他的职责啊!”

赵匡胤却说:“不就是修了一个门楼吗?也值得讲这么多废话?这些耍笔杆子的‘措大’,也太爱拍马屁了!”说完,就把那篇梁周翰精心炮制的《丹凤门赋》扔到了地上。“检点做天子”的赵匡胤,本是一赳赳武夫,从他嘴里冒出来这句辱骂读书人为“措大”的粗话,其实也算不得什么,可在舞文弄墨的文人眼里,却被一句“措大”羞了个颜面全无、灰头土脑。而赵匡胤这一看似粗鲁的举动,对于曾经被铺天盖地、排山倒海般歌功颂德的文字,看花了眼和迷失了方向现代人来说,应该为赵匡胤的这一“英明”举动拍手叫好。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春,贵州布政司报告说:“去年北征班师时,皇帝的恩诏传到思南府,听到太岩山接连喊了三句‘万岁’声,这是皇帝威德远加山川效灵之应。”礼部尚书吕震看到报告后,觉得这是一次向皇帝献媚的好机会,于是,请求上表祝贺。永乐皇帝朱棣不但没有允许这样做,还把吕震狠狠地骂了一顿:“臣子侍奉君主,应当坚守道义。阿谀取容,不是贤人君子应该做的。人在山谷中呼喊口号,远处的大山产生回音,在道理上是解释得通的。布政司官员不懂事理,以为是祥瑞,尚且可以理解,你身为国家主管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的长官,不能辩别其荒谬,还想带头进献贺表,逢迎取悦朕,难道符合人臣以道事君的大义吗?”责骂过后,吕震这才闭上了嘴。

像宋太祖、明成祖这样不图虚名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毕竟不多,更多的倒是喜欢阿谀逢迎、甜言蜜语的昏君和庸君。在此情况下,大臣们,特别是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在君主糊涂时直言相谏,有时也能使昏头昏脑的统治者稍微清醒一些。下面列举两个例子,以便举一反三。

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宦官吐突承璀为了拍唐宪宗的马屁,在安国寺建了一座高大壮观的碑楼,准备用来宣扬皇帝的功德。唐宪宗把起草碑文的任务交给了翰林学士李绛。李绛不但没有起草碑文,还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以尧、舜、禹、汤等圣人都未立碑自言圣德,只有秦始皇巡游所过,立碑刻石自吹为例子,说明不写这类拍马屁文章的道理。唐宪宗听了李绛的劝告,遂下令,以百牛拽倒了碑楼。

后晋开运元年(公元944年)六月,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没了汴、曹、单、濮、郓等五州。后晋朝廷组织了几个道的民夫参加抢险,终于堵住了缺口。抗灾成功后,后晋皇帝石重贵准备刻碑记载此事,并打算把抗灾成功的功劳全部记到自己头上。但是,此事却被中书舍人杨昭俭制止,他进谏说:“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石重贵也不错,他认为杨昭俭说得对,遂停止了这一好大喜功的荒唐行为。

战胜一次大灾难,竖立一块纪念碑,歌颂一下英明领导,这种在如今看来都“十分正常”的做法,却在一千多年前遭到了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坚决反对。他不但反对刻石纪功,还公然要皇帝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作出深刻的检讨。这个官员的胆子也真够大的!不过,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大灾过后,满目疮痍,连恢复都来不及,哪有心思高唱颂圣之歌呢?况且,古人都是深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观点和学说的。他们认为,上天在冥冥之中能干预人事,而人的行为在冥冥之中同样能感应上天,这就是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的道理。也就是说,自然界的灾异或祥瑞,表示了上天对人间当政者的谴责或褒奖。杨昭俭认为,这次黄河决口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正是上天对皇帝的谴责,是由于皇帝的“失道”引起的。因此,让后晋皇帝石重贵颁“罪己诏”,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也就合情合理了。由是,“纪功碑”变成了“罪己诏”。 杨昭俭敢于直谏固然不易,但在惯于把坏事当成好事办的国度里,石重贵能听得进如此刺耳的批评,也殊属难得。

朱温是五代梁朝的建立者,他以镇压黄巢起义起家,后来干脆代唐自立。虽然此人是一乱世奸雄暴徒,残暴荒淫,但是他却不喜阿谀逢迎拍马屁,非常喜欢直言不讳有气节的人。

有一年,河南商丘洪水泛滥成灾,当时的节度使、朱温的侄子朱友谅不仅不详报灾情,反而派人向朱温呈献一茎三穗的“瑞麦”,认为这是一种吉兆。一则奉承皇恩浩荡,二则炫耀自己“治绩”辉煌。朱温虽然没有种过地,但他对农业生产却非常重视,有时出外打仗还会将邻镇的耕牛抢回来,以利于大梁的农业发展。朱温见到这样的瑞麦不但不高兴,反而对这种报喜不报忧、一味逢迎的行为很生气。朱温愤怒地说:“如果这是丰收年,那是吉兆,而今年宋州大水成灾,这算什么吉兆?”他派人到宋州去罢掉献“瑞麦”的县令的官,并严厉查处了朱友谅,将他调离了宋州。

还有一次,朱温带着幕僚们,来到开封城外几十里远的地方,当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他们来到一棵柳树下歇息,这棵柳树的枝干很茂密,树荫能够遮挡五、六十个人。朱温一边乘凉,一边自言自语道:“好柳树!”然后盯着随行的幕僚,一一打量过去。这些人急忙都站起来,抢着说:“好柳树!”朱温又说:“这种好柳树,适合做车头。”立刻又有五六个人跟着说:“做车头真的不错。”没等朱温再说什么,有一个名字叫恭翔的人站起来说:“柳树虽好,但是做车头用它却并不太好,最好用夹榆树。”朱温听了,点了点头,又转过身去,对刚才那些附和他的人厉声呵斥道:“你们这帮穷酸的家伙,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追随着我,总是顺着我说话,顺口耍人更是家常便饭,做车头要用夹榆树,柳树根本不适合,这是很多人都懂得的常识,难道你们真的不明白吗?我听人说秦朝时有人指鹿为马,以前我还不相信真有这样愚蠢的事情发生,如今看来不难做到!”

说着,朱温挥手唤来差役,竟然把刚才顺口说柳树可以做车头的人统统抓了起来,定了个阿谀奉承之罪,然后统统打死了。仅仅因为拍了一下马屁,就要把这么多人杀掉,朱温的做法固然残暴,却从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做人要有自己的底线,毫无原则地阿谀奉承,不但没有办法换来锦绣前程,反误了卿卿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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