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前的12月11日清晨，彻夜未眠的南京城又炸响了 日军攻击中华门、雨花台的炮声。3天之后，南京惨遭屠城。

面临亡国灭种之危，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让四万万同胞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宁死不当亡国奴，或全校集体长途跋涉，或三五结伴穿越封锁线，以赓续中华文化命脉为使命、以抗战胜利后重建国家为己任，西迁内地。在黄土高坡、在嘉陵江畔，大后方的中国高校“弦歌不辍”，不仅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坚韧不拔的精神气质，更创下了世界教育史的奇迹。

据1939年国民政府有关资料记载，“战前专科以上学校一〇八校，因战事迁移后方者有五十二校，迁入上海租界或者香港续办的二十五校，停办的十七校。其余十四校，或是原设后方，或是原在上海租界，或是教会大学能在沦陷区继续上学的。”

北大教授陈平原对此评述：“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力量。”“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

日前，记者在南京找到了当年国立中央大学教师王酉亭的儿子王德，听他讲述王酉亭先生在中央大学西迁中的一段特殊经历。王酉亭先生西迁的脚步是从1937年12月9日开始的，那天，日军已经攻陷汤山、淳化、龙潭及芜湖，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直扑南京城下……

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并不是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校长罗家伦仓促的决定。早在1935年冬日本侵略者策划“冀东事变”时，他就嘱咐总务处做了数百个大木箱，预备学校长途搬迁所用。木箱里还钉了铅皮，可用作安放重要的图书仪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枪声传来，他就知道“最后的关头已经来临”!

罗家伦后来回忆说：“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当时看定了重庆，一搬就搬来此地呢？ 我的见解是：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当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

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种羊。

“中大的猪牛，绝不能成鬼子的盘中餐!”

罗家伦如此看重防空，是因为“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第三天，日机就开始狂轰滥炸南京，且首次轰炸南京就空袭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是非军事目标啊!

4天之后，也就是8月19日，日机第二次轰炸中央大学。罗家伦亲历了死神从天而降的经过：“忽听砰然一声，屋顶上的水泥，如急雨般的打下来，房子向两边摇摆。以后继续的几十声，有如天崩地塌。那时候校警来报告科学馆后面的房屋起火了。我们不等敌机离开上空，一齐出来救火。燃烧的是一年级普通化学实验室，当即将其扑灭。统计那次大学围墙内落了二百五十公斤 (五百五十磅) 的炸弹七枚，墙外还有许多。我们拾到的炸弹片有一块很完整的，上面有八个汉文楷字‘二五〇千瓦陆用爆弹’(此片当保存，为传校之宝。)。”这次严重的轰炸，校工七人被炸身亡。

中央大学曾四次遭日机轰炸，西迁工作于是加紧进行。当时中大共有工、文、理、法、农、医、教育等8个学院，师生规模中国第一，需搬迁的珍贵教学仪器和图书资料数量浩大。罗家伦曾请一位航空工程教授罗荣安先生拆卸风洞，对他说，“风洞不运走，请你不要离开南京。”果然，等到风洞最重的一部七吨半的机器上船以后，罗荣安才离开。

中央大学搬迁的校产有极笨重的，也有很精密的。有用于航空工程教学拆卸之用的飞机3架，有医学院解剖之用的泡制好的尸体24具。农学院畜牧场是当年从欧美引进优良品种最多、规模最大的蓄牧场，于是将牲畜品种每样选一对，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

就在南京城里可以清晰地听见日军的炮声时，罗家伦如沉船前的船长一般最后一次巡视了中大本部的校园，与空荡荡的校舍依依惜别。最后，他来到位于丁家桥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忽然发现还有一项宝贵的教学和科研资源尚未撤离：畜牧场里逾千头 (只) 的鸡鸭羊猪牛马，它们可是国家花了外汇从国外进口的优良品种，有英国的约克猪、美国的火鸡、荷兰和澳洲的种牛。罗家伦对畜牧场场长王酉亭老师说：“你们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但日军已经逼近南京，这些家禽家畜，你们可以赶到乡下送人放弃，就是自己杀了吃掉，我也绝不怪罪你的。”然后，他哽咽着与王酉亭等人握别：“家伦就此告别，各位同仁，为国珍重!”

原本全家都有船票打算与妻小一起随校西迁的王酉亭，毅然决定放弃自己的船票。他当晚召集畜牧场的员工，提出再难也要将这千余头家禽家畜走陆路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他说：“国家外汇买来的猪牛，绝不能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只这一句话，当场就铁了这16位汉子的心。

战火中，保住家人性命安全自然是人们最大的愿望，但王酉亭、吴谦、曹占亭、袁文明等16位教职员工，却情愿为了这来之不易的牛马猪羊鸡鸭鹅，抛妻别子，走上生死未卜的险途。毕业于中央大学前身东南大学农科畜牧系的王酉亭深知，中国还是个农业国，这些家禽家畜是优良品种，对国家战后重建的意义太大了!

12月5日，王酉亭在长江边上的中山码头，送别妻小。妻子夏淑哲怀抱仅8个月大的婴儿，还拉带着4岁、2岁的两个女儿，登上了民生轮船公司西撤的轮船。临别之际，一家五口紧紧相拥，痛哭流涕。

中央大学财务部门早已出发，家禽家畜西迁的巨额费用何来？ 王酉亭用卖掉城里自家两处房产的钱款，雇船渡江和购买饲料，开始了这支“动物大军”的西迁之路。

国立中央大学重庆校区篮球场。

“前方在和鬼子打仗，你竟敢在后方打劫!”

1937年12月9日，南京城东南西三面都被日军包围，唯有长江北岸尚有一条生路。凌晨，王酉亭带人赶到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都不敢还价，高价雇用了四条大木船，带船悄然驶至下关。大家将畜牧场的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放在牛马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则驱赶到下关江边，将牲畜家禽分批运送上船。多次往返后，终于次日拂晓时分，全部抵达长江北岸浦口。16人一夜未合眼，丝毫不敢懈怠，忍饥挨饿立即向西开拔。

为早日远离战场，全体人员昼夜兼程，不得片刻耽误。路途中，王酉亭身背双筒猎枪，推着自行车，走在队伍最前方引导。他的身后是背负鸡鸭笼子的牛马，猪羊等为“后续”。而畜牧场的员工则在队伍两侧“警卫”，以防家畜离队或撕咬。其时正逢寒冬腊月，白天众人牵着牲畜，吆喝牛羊，艰难前进；夜晚则点上马灯，喂好牲口，大家合衣就地休息。经过江浦、全椒，12月底就过了合肥，再往安徽六安、河南信阳方向进发。

但是，长达400多米的家禽家畜大军行进速度非常缓慢。王酉亭等人已极度疲劳，带出来的饲料和粮食早已吃完，这千余头牲畜每天近千斤的粮草成了最大难题。他们只得一路沿途割草或向当地农民购买饲料、粮食。即使如此，整支队伍每天也才能走一二十里路。每天天黑前，他们先用围栏安顿好家禽家畜，再用随身带着的几十斤重的大铡刀加工饲草，然后支起大锅煨煮食料。如果能有乡村打谷场的稻草垛子让他们睡觉，已经是天大的享受了。冬夜里，他们还必须轮流通宵值班守护，既防狼侵袭，又防人偷盗。

战乱时期，物价昂贵。进入大别山之后，王酉亭所带的钱款已所剩无几，惟有缩食苦熬。他们时常挖野菜山芋充饥，甚至将喂牲口的米糠、麦麸、杂豆、碎玉米掺在一起煮饭。到了安徽靠近河南的边界叶家集，突然发现小镇邮局可以打电报，王酉亭立即致电中央大学，告知所有动物已经带出南京，现正奔往重庆而来。意外接到电报的校长罗家伦惊喜交集，立即安排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

穿越大别山时，王酉亭他们还曾遇到土匪打劫。那天他骑车独自走在队伍前面，突然从路边树丛里跳出一个三十多岁的歹徒，用一支短枪指着他，喝令他交出自行车、猎枪和身上的钱款。王酉亭前些年曾在苏北当过县建设局长，知道土匪心狠手辣，惟有反抗自救。于是乘歹徒不备，他以1.8米的身躯将歹徒按倒在地。歹徒慌张中扣响板机，子弹带着热气从王酉亭耳旁穿过，再抠第二枪是个哑火，俩人厮打起来。

幸亏枪声引来了正路过此处的一队国民党兵。枪口之下，歹徒反诬王酉亭抢他；而王酉亭的身份证件揭穿了劫匪的谎言。带队的军官怒骂道：“前方在和日本鬼子打仗，你竟敢在后方打劫，天理不容!”遂令部下将劫匪就地正法。

1938年的寒冬，豫皖交界处的野外气温跌破-10℃，连降大雪又将山路封死，更有不少畜禽染病。于是急电重庆中央大学请示，中大回复要他们暂停行军，寻觅安全地带休整过冬。于是，他们找到僻静山村驻扎休整，等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西进。他们就地取材，建起畜禽围栏，人就住在自己搭的简陋的人字形窝棚里。虽然因为严寒，有些兔子和小动物等被冻死了，但意外惊喜的是，在山村休整期间又陆续诞生了一些幼畜。王酉亭曾亲自破冰担水、寒夜挑灯，为两只牛犊接生，新生命的诞生为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西迁入川的中大农学院畜牧场的乳牛。

“国破山河在，没有回头路!”

转眼到了1938年的初春，度过严寒的“动物大军”养精蓄锐后继续启程。不久传来消息，徐州又战事吃紧。战时兵荒马乱，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前方既有撤退的军队，也有部队开往前线。一时间，狭窄的乡间道路人来车往，十分混乱。躲避战祸的人们从没见过如此浩浩荡荡、长达数百米的“动物大军”，沿途朴实的农民也闻讯前来围观，不能不问：你们赶着大群牛马牲畜要去哪里？ 而少数由前线溃散西撤的军人，以劳苦功高自居，竟然顺手牵羊，自己动手抓走鸡、鸭、鹅来犒赏自己，让王酉亭等人无可奈何。

途中，几个从南京逃出的难民告诉王酉亭他们：首都沦陷、日军屠城，南京尸骨成山。有一位南京籍员工听后情绪失控，当即嚎啕大哭，要回南京寻找家人。王酉亭边流泪边劝慰：“国将不国，何以家为？ 国破山河在，没有回头路! 我们只有把动物送到重庆去才有希望，就是对家人的最大安慰，也是对日本鬼子的反抗!”

在没有任何通讯联络的条件下，王酉亭他们一路关心打听时事与战局动态，小心翼翼避开日军。1938年四五月间，他们已过了商城，6月中旬到达潢川附近。本想此时翻越大别山，南下直趋武汉。但当地人执意劝阻，告知山区野狼成群，恐一旦攻击实难抵御，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仍旧沿着公路向信阳西进。

此时梅雨季节来临，整天细雨蒙蒙、道路泥泞难走，有时一阵瓢泼大雨又无处躲避，而有时又头顶烈火骄阳。公路上昼夜奔驰着徐州失守后西撤的军队，蜂拥而至的各路难民令道路更加拥挤不堪，行进缓慢……突然间，天空中响起阵阵刺耳的轰鸣声，一群日军轰炸机向公路上的人群俯冲投弹，顿时爆炸声响成一片，硝烟四起，血肉横飞。敌机过后，公路两旁遍布人和牛马的尸体、燃烧的各种车辆，到处是喊叫声、哭泣声，是血腥、恐怖和愤怒……一名中大员工倒在血泊中，不幸罹难。他虽被炸得面目全非，但至死手里还紧紧抓住牛的缰绳。

幸存的牲畜惊恐万状、四处逃散，王酉亭等人奋力追赶，才将家禽家畜重新聚拢。想到从南京到重庆已经行程过半，好不容易将这些珍贵的牲畜带到这里，竟遭如此血腥涂炭，还有同仁死于敌机轰炸，众人禁不住流下行行热泪。

幸存的15人继续西行。路途中，他们亲眼所见敌机炸毁桥梁，而前方道路又多被日军占领，他们不得不原路折返，改变行军路线。宁愿多爬高山，或走崎岖乡间小道，也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牲畜! 他们原计划乘火车南下武汉，再由汉口乘船西去重庆。当王酉亭设法与中央大学联系上后，即接到罗家伦校长急电，告知日军已经逼近武汉、军民正在紧急疏散，指示他们尽快绕过武汉战区，越平汉线西行。

是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10个月来，他们从南京保卫战中突围，从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边缘地带穿越，一路险象环生。这些地域不久都相继失守，陷于日寇铁蹄之下。而他们也多次险些全军覆没：有一次，4名员工淌过一条小河去前方筹集粮草，一座村庄内突然冲出一支日军向他们扑来，显然将他们当作游击队。为掩护大队人马，3位员工刻意将鬼子引向南边，被鬼子乱枪打死，壮烈牺牲。只有一人受伤，死里逃生跑回北边报信，大队赶紧进山躲避。

只有12名壮士的队伍继续日夜兼程，由信阳穿过平汉铁路，取道桐柏山南麓，转湖北中部，继续在云梦泽地带和武当山区行进。途中，他们遇到一支从抗日前线撤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略懂医术的王酉亭不仅为负伤的官兵清洗伤口，还下令将沿途所生的几头家禽家畜和仅有的一点牛奶给受伤的官兵送去，令官兵们非常感动。得知他们是中央大学西迁的老师，带队的军官给他们开了张 《战区通行证》，这通行证比中大的证明文件还管用。此前，在偏僻的乡村，有的地方连县长都不知道中国有座中央大学，还将中大老师当汉奸抓了起来。

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无偿提供船只将这批家禽家畜从宜昌经三峡运到重庆。

“人不做亡国奴，动物也不做亡国奴!”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坚韧不拔的“动物大军”终于抵达湖北宜昌。宜昌素有“川鄂咽喉”之称，但当他们进入这座原来只有十余万人口的古城时，却被眼前的混乱局面所震惊：到处是滚滚而来的难民，以及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每座屋檐下都是露宿街头的难民。武汉沦陷后，宜昌也岌岌可危。但11月中旬，长江上游即将面临枯水期，众多的人与货物迫在眉睫地必须运走。轮船码头上，更是人山人海挤在根本无票可售的售票窗口，船只不敷使用，而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掏枪威胁强行登船……

王酉亭赶到民生运输公司怀远路办公楼前，看到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货物登船的人。于是，他不得不求见时任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的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为抗战西迁呕心沥血的卢作孚，此时也忙得不可开交，有点焦头烂额，表示无力相助。

一次不行，再去一次，第三次卢作孚终于有时间听王酉亭从头道来。当得知王酉亭为中大情愿放弃船票、离别家眷、长途跋涉，卢作孚深为其爱国爱校举动和抗日气节所感动：“王先生，人，不做亡国奴，动物也不做亡国奴! 可敬可佩!”当场同意无偿提供船只、挤出舱位将这批家禽家畜运到重庆。

几天后，这支“动物大军”终于在宜昌登轮，逆江而上，经滩多浪急、险象丛生的三峡，途经秭归、巴东、奉节、万州、涪陵，最后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中大校长罗家伦后来在重庆写下了他们重新相见的难忘一刻：“在第二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牧羊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那天，中央大学和附中、附小师生以及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学区和家属区里涌出来，站在路旁热烈鼓掌欢迎他们。王酉亭与校长罗家伦相拥而泣，有中大学生抱着牛马泣不成声。当队伍抵达中央大学沙坪坝畜牧场，王酉亭妻夏淑哲带着三个孩子出来迎接，虽然他们日夜思念亲人，但三个孩子看到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父亲，却不敢上前叫声“爸爸”……

一时间，历经苏皖豫鄂川五省、长途跋涉四千里的“动物大军”的故事迅速传遍山城，在当地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说：“只要我们自强，中国就不会亡!”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听说此事后，无限感慨：“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翻开罗家伦1941年“写于重庆警报声中”的 《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开篇之语就是：“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王酉亭等16位中大的教职员工，本非军人，亦无命令，却完成了堪比苏武牧羊更危险的行程，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以普通人的抉择和命运，昭示了一个大时代的道理：中国为什么不会亡。

作者：郑蔚

编辑：赵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