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在唐以后的封建王朝中普遍存在，到了明代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达到了鼎盛的程度。此时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制度或文化制度，而是一种影响范围极广的社会制度，对于明代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明代政治文化制度以及高度发达的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对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君权至上思想的形成以及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程朱理学在整个明代社会的推广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明代社会整体尤其是士人阶层节烈观的养成和提升，是明代文臣气节形成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科举中国传统的文人儒士们虽然凡事以道义为先，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于权力和功名始终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向往，他们希望进入仕途，光宗耀祖并用平生所学服务于君主。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避免的要通过各种途径跻身官场。封建社会进入仕途的方式很多,唐代虽然已经开始实行科举制，但其选官途径并不单一，“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技，莫不兼取”可以看出明代以前官员的入仕之途是多种多样的，军功、世袭、财产、德行甚至于技艺都可以成为入选的资本。

但是在明代，选官的唯一方式就是科举。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年诏：“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科举进士不仅在发榜后即可被任命官职，而且有担任显官的可能，正所谓“卿相皆由此出”以至于明中后期，伴随着科举的正常化和制度化，监生的仕途逐渐被进士科壅塞，即必须参加科举，经由进士才能获得官位，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局面。明朝宰辅一百七十多人，由翰林入者占9/10以上。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决定了明代知识分子的求学道路必定会沿着科举制所规定的轨迹行进，也就决定了每一位明代士人都无法摆脱本文涉及的科举制的这三点影响，尤其对已经进士及第的文臣影响更为深远。

程朱理学成为科举主导思想科举制自产生以来一直充斥着儒家思想，但是就其主导程度而言，之前各代都无法与明朝相匹敌。唐代科举中策问、明法、明字、明算各科与儒学的关系较小；五代科举的“武人政治”这一特殊环境使得儒家价值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让步；宋代科考的诗赋和策问也几乎与儒学没有多大关系；辽、金、元时期更是将科举考试的内容由《四书》《五经》极大的扩展到经、史、甚至于百家之言。但到了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渐趋于单一和固定，以程朱理学为典型代表的封建儒学成为了科举考试的主导思想。早在明初，朱元璋就科举考试的内容就做了如下规定：初场内容即为“各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

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另外，“洪武十七年春，颁行科举成式‘……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经义四。四书义主朱子集训。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也就是说，从明太祖开始，科举考试在方法上就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以程、朱的解释为依据，间或使用古注疏。而到了永乐年间则“废注疏不用”，命令胡广等人编纂和刊行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并将其作为科考的命题范围和作答标准，稍有逾越，便被认作异端邪说，少则退出科举，多则招来杀身灭族之祸。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程朱理学以及儒学的其他部分如《春秋》《礼记》等在科举考试内容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程朱理学在内容上对于节操、士气以及忠君爱国思想又有着大肆的鼓吹和高度的赞扬，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忠实卫道士。朱熹曾说：“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并且提出“去人欲，存天理”用这一克制人欲的理论来捍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这些程朱理学所宣扬的“道义至上”、“忠”、“孝”的核心思想势必会在日复一日的背诵与写作中由具象变为意象。正是这种书本文字的不断灌输，使得重视节烈的价值观在知识分子心中生根发芽，而那些已经进入仕途的文臣们在经历过寒窗苦读、求取功名的道路后也势必对于程朱理学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根深蒂固的迷信。

所以，明代以尊崇儒家思想为宗旨的科举内容和选官特点使得士人们在求学致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三纲五常”、“君臣父子”、“舍生取义”等观点的深刻影响，这对于其忠君思想以及道义观念的形成都做了有利的铺垫。同时封建儒学对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美化和维护向世人尤其是向文臣们掩盖了封建王权的暴力和剥削压迫的本质，反而转为符合先王圣贤所规定的“道”，使得以“明道救世”为己任的文臣士子们将效忠封建王朝作为无尚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