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与布吕尔结为年轻的伉俪，却笼罩在拿破仑的阴影之下

1810年12月17日，终于到了这样的时刻：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和玛丽冯布吕尔可以结婚了。他们是在8月底正式订婚的。婚礼是幸福的，但也是简朴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极少：没有材料提到婚礼宴会和盛大招待会，没有谈到髙朋满堂；人们甚至不知道证婚人和参加在柏林玛丽教堂举行的婚礼的高级人士的名字。

人们知道的只是宗教督监里贝克主持了结婚仪式，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因为里贝克属于施莱尔马赫尔和费希特集团一一这对新婚夫妇也是接近这个集团的。另外，两个人显然不想使他们的毕竟是不寻常的婚姻引人注目。动荡不安的时代使得克劳塞维茨的兄弟中没有一人能来参加婚礼，他的双亲当时已不在人间，父亲故于1802年，母亲故于普鲁士的灾难之年1806年。

为了达到1810年12月17日这一天，卡尔和玛丽冯克劳塞维茨不得不走过漫长而又艰辛的路程。这对夫妻的每一方都在最终结合之前受到了不同的考验，在他们相互等待的漫长的六年中，他们经受了不寻常的火的洗礼，熬过了长期的分离。但后来，两人的婚姻不但是最幸福的，而且可能也是十九世纪最富有精神成果的。

不过，产生这种成果的可能性是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才出现的，以致他们不得不又面临新的长时间的分离和危险：动乱时代的风总是一再迎面向这对情侣和夫妇吹来。战争、惆怅、战俘生299活都已过去了，新的惆怅和战争危险接踵而来，直至这一婚姻的联合最终形成。1810年即将过去。克劳塞维茨达到了他的军人生涯中的第一个目标：他成了总参谋部的少校和香霍斯特的左右手。作为个人他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甚至可以满意地回顾过去。

然而，展望未来，展望全欧洲的和祖国的未来，他又会怎样呢？这个未来当时是笼罩在拿破仑的阴影之下的，而这个恶魔的天才已发展成为欧洲各国和人民的噩梦，对普鲁士尤其如此。而正是同这个国家，这对年轻的伴侣结下了不解之缘：普鲁士的命运也就是他们的命运。不过，幸福的婚礼还是暂时满足了他们双方最大的愿望。伯爵夫人的反对已克服，流言蜚语已沉寂:这位青年人已不再被视为前来冒险的求婚者，而是-名有地位的年轻军官，而且已被选中去给王太子讲授军事基础课；此外，如果说冯施泰因走后香霍斯特就成了国王身旁的第一号人物，那末他的一部分光辉也会落在他最亲密的助手身上。对始终保持谨慎作风的克劳塞维茨，没有人能施展阴谋诡计。他的完美无瑕的道德令人肃然起敬。

只有一个怀疑者在1810年尚未完全信服，仍持保留态度：他不是别人，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而是帝国男爵冯施泰因。即使在流亡中，他也同伯爵夫人保持着联系，并于1810年7月8日还从布拉格写信给拉吉维尔公主说:“如果玛丽的婚姻能使她幸福并使她的多年忍受不幸的母亲也满意的话，那我将感到很恼火。”拉吉维尔公主6月29日给施泰因的信中提到过这件事。也就是说，直到最后，在他们面前还有障碍有待去克服。

人们也可以从克劳塞维茨写给格乃泽瑙的信中了解到这一点。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他在月6日的信中谈过这件事。后来，10月20日的信写道我还没有结婚；布吕尔伯爵小姐还没有从波希米亚回来，但我这几天正等着她的到来，我想四至五周以后，这件事就会办完了。”然后是12月14日的信“玛丽衷心地感谢您的好心的挂念；她还在使用她自己的原名。大后天他就将换上我的姓了，然后我们将坐上车，尽快到梅克伦堡我们的朋友们那里去。”

格乃泽瑙后来给他妻子写信谈到了他的朋友克劳塞维茨的年轻夫人:“她把最善良的心地和令人感到极其舒适的最美好的举止同最高的精神文明结合了起来。她是我们柏林堪称模范女性之一，同你们那里通常对柏林妇女的印象很少有共同之处。我希望，你会很好照料她和友好地款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