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鞑靼部为主对宣府、大同和山西一带的侵扰,以及以瓦剌、及鞑靼别部咎卜和阿台及朵儿只伯等部为主对甘肃及宁夏一带的侵扰。而到了正统年间,河套周边的甘肃、宁夏及延绥三镇却成了蒙古寇边最频繁的地方。京师周边的大同、宣府及蓟镇虽说战争频率比河套地区周边三镇要低,但战争规模却要大得多,尤其是土木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年)前夕及土木之变发生那一年。

对于此一时期蒙古频繁南下“侵扰”蓟镇、宣府和大同三军镇,除了自然因素外,自然与土木之变的发生息息相关。此外除了上面提到的永乐年间将大宁都司的内迁外,还与将开平卫内迁到独石有关。宣德五年六月,明廷应感开平远悬势孤,乃移开平卫于独石。使得本处于明朝第二防线的蓟镇、宣府及大同彻底暴露在蒙古的视线之下,成为其扰边的最前沿。对于此一时期蒙古频繁南下“侵扰”河套周边的甘肃、宁夏及延绥三镇,主要原因是鞑靼残部阿台及朵儿只伯等部(上文己具体论述)包括瓦刺,其活动范围正好在河套周边及其以西地区,因此,河套周边尤其是甘肃镇才会成为此一时期蒙古“侵扰”最频繁的地区。

在这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兀良哈三卫对宣府、大同、延绥及宁夏等地的侵扰。兀良哈三卫此一时期除了上文提到的南下之外,有一部分部众还由蓟辽边外向西迁徙。关于其向西迁徙,和田清认为“可能是当时大势所驱,再者因为三卫夷众是蓟辽边外的贡夷,最初很难轻易地侵入蓟辽沿边,所以才远犯西边,不然就必定是当时受瓦剌而诱惑才这样干的”而满志敏还是认为,不管是南下也好,西迁也罢,都与气候的变冷有关。不管其是何原因向西迀徙的,总之其在向西迀徙的过程中为了维持部落的生计,曾不断的寇扰过所到之处的明边则是既定的事实。

从战争规模来看的话,仁宣之际除了宣宗亲征兀良哈明军出动了三千骑及兀良哈率万骑应对及洪熙年间兀良哈率骑千余扰明边外,其他战役双方的规模少则三五骑,多则也就不过百骑。洪熙至正统年间规模在千人以下的明蒙战争地点居多。而战争规模在千人以上尤其是万人以上的战争地点明显要少于战争规模在千人以下的战争地点。此一时期规模在万人以上的明蒙战争地点又主要分布在明朝首都京师及其周围,而这就是土木之变的战争发生所在地。也就是说此一时期除了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的爆发和宣德初年明宣宗的亲征兀良哈三卫战争规模达到万人以上外,其余时间的明蒙战争规模大都在万人以下,尤其是千人以下。

因此可以说此一阶段的明蒙战争以蒙古对明朝的小规模的时常扰边为主,规模大都在千人以下。原因上笔者认为除了上面提到的明朝此时对蒙古奉行“脱扰塞下,驱之而已”的避战求和的政策及蒙古内部经过长期的战乱物资奇缺因而铤而走险南下扰边外,还与此时蒙古草原的气候条件恶劣引起的自然灾害有关。相对于冷暖状况来说,干湿条件对蒙古草原的影响会更大,因为干旱必然引起草场因缺水退化,紧接着就会引起牲畜因缺水缺食物而大量死亡,从而危及牧民的基本生活。既然本地牲畜大量死亡危及生存,那么唯有南下抢掠明朝的牲畜了。即此一时期蒙古的南下是为了掳掠生活物资己维持生计而己。

在这段时间内,即使是规模超过万人的扰边,也仅仅是为了掳掠生存物资而已,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活动。此外,除了自然及蒙古内部自身的政治经济因素外,还与此一时期明朝对蒙古政策上的过分优待有关气当时刑科给事中年富条陈时政时便指出:“国家可忧、戎狄为甚,自永乐以来招纳丑类,糜以官爵,杂处京都,坐费国用,养乱召危,必由于此。”明朝为了求得暂时的休养生息进行守成而治,以求得对蒙古各部的“以夷制夷”,相互牵制乃至归附,对蒙古各部的过分优待一来需要耗费明廷大量的财力,二来助长了蒙古各部的依赖心理,一旦没有满足其需求,再加上上文所提到的自然灾害及其自身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那么对其小规模的为了经济因素而非政治因素的南下扰边形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战争结果来看,明朝对兀良哈三卫的战争大多以胜利而结束,但对鞑靼及瓦剌两部,明军失败的次数要多于战胜的次数,尤其是宣德初期。但越往后,明军战败的次数也越少,且只要明军做了相应备战准备积极应敌时大都能败敌而归。明军对兀良哈三卫作战的胜利是因为战争发生地蓟辽地区靠近京师,因此明边将生怕战败降罪,不敢懈怠。其次与宣宗的亲征有关,激励了士气,震慑了对方。而明军对鞑靼及瓦剌部的作战失败的次数居多,与边将私自出境,没有做好本职工作严加备边,玩忽职守,假公济私,贪污腐败,不体恤部下等有莫大的关系。且到了正统时期由于宦官王振的专权,这种情势将愈演愈烈。

因此正如于谦所言:“大同迩年虏寇侵犯,屡有失机,推原其故,盖因守边将帅及都司等官皆有庄田,私役军人播种。所役军士衣装食粮俱缺,一遇声息警急即调出征,岂不失机。甚至有贪婪之徒扣减军士月粮”再坚固的边防系统也敌不过边将的不称职及贪腐,这一点在仁宣之际初露端倪,越往后期就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