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说：“以恨对恨，恨永远存在；以爱对恨，恨自然消失。”作为帝王，动辄树敌，甚至处心积虑不惜血本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既要付出代价，又会遭遇风险，非明智之举，是“零和”思维在作怪；化敌为友，才是消灭敌人、发展自己的高明之举，而在皆大欢喜的双赢或多赢局面中，最大的赢家无疑是帝王。李世民是杰出的政治家，深谙此道，他待人之诚，霜可飞，城可陨，金可镂，使得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殚精竭虑为国效力。

魏征是唐初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李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公元626年，突厥侵犯中原，魏征给太子李建成出主意，争取皇上把虎符交给齐王李元吉，并请求皇上下令把秦府的精兵良将拨给齐王调遣，以使秦齐二府相争，东宫渔利。而齐王李元吉走得更远，竟与太子李建成密谋，先调走秦府的尉迟敬德、侯君集、秦叔宝、段志玄、程知节和几万精兵，然后，伺机杀掉李世民。然而，洞悉阴谋的李世民，积极筹划玄武门之变，抢先一步，斩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既成事实，李渊只得下诏：太子、齐王作乱，秦王举兵诛逆，甚合朕意。今令诸军并受秦王统领，东宫、齐王府将士一律罢归。违抗者，斩无赦。尉迟敬德宣读圣旨，秦王府的将士们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士气大增。东宫、齐王二府的两千人则很快失去战斗力，纷纷归顺秦王。可魏征仍不肯投降，手持佩剑来战李世民。魏征乃一介书生，手无束鸡之力，哪里是李世民的对手，被李世民轻轻一挡，魏征的剑便被挡飞了，自己也跌落马下，旋即被士兵捆绑起来。魏征衰朽之躯，竟敢不跪，获罪之身，竟敢反唇相讥，“先太子早听我言，必无今日之祸！”人们都认为魏征必死无疑，然而，李世民欣赏魏征的胆识和才华，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任命他为谏官，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后历任秘书监、门下省长官。

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凡是不利于皇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行为，魏征都极力进谏，甚至不惜被罢官或处死。

魏征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唐朝原定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一次，为了多征兵巩固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男子全部应征，魏征坚决不同意。他说：“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杀鸡取卵的做法。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唐太宗虽然觉得言词尖刻，难听刺耳，但心中仍很高兴，认为魏征忠于朝廷，是以精诚之心辅佐自己以信义治国。于是，唐太宗便下令停止执行征召中男入伍，同时奖赏魏征金瓮一口，以资鼓励。

对于唐太宗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他直言不讳地对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还引用荀子的话告诫太宗：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一直牢记在心。一次，太宗问魏征怎样做一个明君而不要做一个暗君，魏征就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唐太宗悟出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藉以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便向魏征问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甚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数州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从此停止。

魏征虽以直谏著称，但有时也讲究进谏艺术和方式。贞观十一年，太宗到洛阳巡视，魏征随百官同行。太宗在洛阳宫西苑宴请群臣，又带群臣泛舟积翠池。太宗指着两岸的景色和宫殿，对大臣们说：“隋炀帝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宫殿园苑遍布京都，结果官逼民反，身死异乡。而今这些宫殿、园苑尽归于我。炀帝亡国，与佞臣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助纣为虐有很大关系，你们可要引以为戒啊！”魏征立即回答道：“臣等以宇文述等佞臣为戒，理固当然；望陛下以炀帝为鉴，则国家太平，万民幸甚！”唐太宗一听魏征之言，觉得很有道理，主张君臣共勉。

贞观十二年，权万纪以魏征轻视太子，经东宫而不下马，纵子谋害太子为由，向唐太宗奏本，引发了唐太宗与魏征在朝堂之上当着众多大臣的面激烈争论。恼怒的唐太宗愤然离去，回到寝宫后，手紧紧握住佩剑的剑柄，意欲斩杀魏征这个“欺君罔上的田老农夫”；而回到家中身穿庶人白袍的魏征，痛苦不堪，百感交集，联想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伏案写下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他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魏征自辅佐李世民，进谏二百余事，多被采纳，对于唐王朝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唐初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魏征弥留之际，唐太宗前去探望，嘘寒问暖，疼爱之情溢于言表，魏征却对身后之事没提任何要求，而是气若游丝地说：“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寡妇不在意自己织布的进度和质量，而忧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极为思念，感慨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这是魏征的极大哀荣。

李靖是唐朝文武兼备的著名军事家。隋朝大业末年，李靖官居马邑丞，驻防并州以北，他察觉到李渊将起兵反隋，便将自己锁在囚车上，从马邑前往江都，向隋炀帝告发，走到长安时，因道路被阻，只得留在长安。李渊攻克长安后，抓住了李靖，准备将其斩首。就在李靖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李世民向父亲李渊求情道：“父亲可记得韩擒虎之言？当今天下，可谈兵略者，唯李靖一人而已。如今正是用人之际，父亲何不留他将功补过，亦落得不计嫌隙的美名！”李渊这才说道：“既是我儿求情，暂且饶你一死，你可好生竭忠尽智。若再桀骜不驯，定斩不饶！”李世民令李靖谢过父亲，引入自己府第，待若上宾，置为幕僚。之后，李靖在平定王世充、萧铣、辅公祏，安抚岭南诸州，抗击东厥、征服吐谷浑中，屡立战功，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华。

李世民之所以向父亲李渊求情，免李靖一死，是因为李世民爱才惜忠。李靖擅兵略天下无双，是柱国之才；李靖告发李渊是尽人臣之道，忠义也。当然，李世民也有笼络人才，累积声望，积蓄力量的想法。

李靖确是国之栋梁。武德四年（621年）九月，李靖趁长江水位暴涨，萧铣自信长江天险固若金汤疏于防范之际，挥师从夔州出三峡，顺江东下，一举攻至江陵城下，迫使萧铣投降。武德六年（623年），辅公祏在江南起兵反唐。李靖出其不意地先攻破辅公祏的水军，接着率精兵直趣丹阳，俘虏了辅公祏。唐高祖李渊对李靖极为赞赏：“李靖战萧铣，击辅公祏，易如反掌，手到擒来，历数古之良将如白起、韩信、卫青、霍去病，恐怕都不如他。”

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李世民对李靖有救命之恩，按常理推测，李靖会唯李世民马首是瞻，即使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但李靖却一反常理。玄武门之变的前两天，李世民才得知李建成、李元吉将在解乌城之围的大军出发那天埋伏壮士于昆明池的饯行宴会上，刺杀自己。当时秦府可调动的兵力不足千人，而东宫、齐府可以召之即来的将兵起码有三万人，李世民想调回自己的良将精兵都来不及，情形岌岌可危。侯君集建议李世民，暗中试探李靖和李世绩，因为终南山下的六千精兵是李靖平江南后带回来的，现在统兵的是李靖的旧属张宝相，守潼关的三千兵，李世绩统带多年，李世绩又曾在李世民手下做过将军，这两只兵人虽不多，可都是久经沙场的精兵，有他们相助，便可以对付长安城中东宫和齐府的人马了。李世民觉得侯君集的建议很好，值得一试，便派长孙无忌执行这项秘密使命。

不久，长孙无忌灰头土脸地回来告诉李世民：李靖没有同意帮助李世民，李靖说自己从小学习儒道和兵道，儒道要求为臣之节第一是要忠，兵道要求为将之道第一也要忠，他不能违背了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过，他作出承诺，虽然不能效力，但以性命担保，绝不会坏李世民的事情。李世绩处事圆融，又跟李靖学过兵法，二人素来交好，李靖的态度就是李世绩的态度。听罢，侯君集破口大骂，李世民却淡然一笑，说李靖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因为谁都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从前隋炀帝那么荒淫无道，皇上要起兵反隋时，李靖冒死进长安告发，更何况当今天子还没有坏到隋炀帝那样的程度。

李世民确实大度，善解人意，若非李世民，必詈骂李靖忘恩负义，暗想自己一旦成功，定叫其五马分尸。李世民的最大优点是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化敌为友，为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服务。这从李世民做皇帝后对李靖的态度上可以印证。

贞观三年（629年）秋，唐代州都督张公瑾上疏，列举六条可以攻打突厥的理由。太宗命李世绩为通漠道行军总管，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兵10万，由李靖指挥，分道出击突厥。李靖亲自率领三千飞虎军，自马邑飞奔至恶阳岭，突利可汗“一日数惊”。李靖又暗中离间可汗左右，逼使突利亲信大将康苏密来降。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率骑兵趁黑夜攻下定襄，李世绩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大破突厥，突利可汗仅以身免。颉利可汗闻讯后，卑词请降作缓兵之计，在铁山休兵息马，准备进入漠北。李靖与李世绩会师白道，合谋进兵。唐军乘夜出兵，李靖在前，李世绩在后。在阴山俘获突厥1000余帐。当时唐朝派遣的议和使臣唐俭正在突厥营中，颉利可汗毫无战争准备。唐将苏定方为前锋，李靖率大军随后进发，唐军奋击，突厥兵溃散，被杀死1万余人，俘虏10余万人，缴获牲畜数10万头，颉利可汗乘千里马逃跑。李世绩堵截突厥归路，颉利无法北归，各部酋长纷纷率众投降，李世绩俘虏5万余人。阴山之战，唐朝大败东突厥。颉利兵败后逃到小可汗苏尼失的居地灵州，苏尼失把颉利执送唐军，率众投降，突利可汗等纷纷降唐，突厥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者投奔西突厥，漠南之地遂空，东突厥灭亡。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贞观十七年（6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唐太宗称李靖“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是一代名将。慕容，指吐谷浑，公元4世纪初，从辽东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至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向西向南发展，逐渐控制了今甘南、四川西北部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民族。鼎盛时，势力扩张至今四川西部和新疆东部。 唐初，吐谷浑乘唐朝初兴无暇西顾，频拢西境，阻塞中西交通，而唐朝则以许互市消极应付。贞观年间，吐谷浑仍不断侵扰，沿边１１州均受其害，已处贞观盛世的唐朝再也不愿坐视。同时，唐朝为经营西域也急于扫除中西交通的障碍。贞观八年（638），唐太宗抓住吐谷浑攻凉州事件，令已致仕的李靖再次率军出征。吐谷浑闻知李靖率军前来，烧掉野草，退保大非川。唐朝将领都认为春草未生，马匹羸弱，不能打仗。李靖力排众议，决定出击。唐军越过积石山，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吐谷浑。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逝，享年78岁。唐太宗特命陪葬昭陵，其坟冢俢成铁山、积石山形状，以表彰他消灭东突厥、征服吐谷浑的辉煌战功。

李世绩也同样为李世民所器重。李世绩，本姓徐，名世绩，就是被后世传得神乎其神的徐懋功，原瓦岗义军将领，投唐后被赐李姓。李世民死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去掉“世”字而单名绩，故正史中名为李绩。李世绩投唐后，任右武侯大将军，封曹国公。此后数年间，李世绩跟从秦王李世民平定盘踞洛阳的王世充，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的河北起义军，又主持和参加镇压兖州徐圆朗、江淮辅公祏起义军诸战役。李世民对李世绩也很赏识且优待，可谓相知多年，值得托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李世绩却在李世民性命攸关的危急时刻，婉拒出兵相助李世民，李世民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在一般人看来，玄武门之变不助力李世民的李世绩，最不应该得到李世民的原谅，更不用说重用了。可恢宏大度、充分自信、善于从全局和战略考量问题的李世民即位后却不计前隙，大胆重用李世绩，并对其恩宠有加，充分发挥了李世绩的军事才能。

贞观三年(629)，李世绩与李靖分道击溃东突厥颉利可汗之众；次年，平定东突厥，从而安定了北方。兵还，任并州都督府长史。贞观十一年，改封英国公。贞观十五年，拜李世绩为兵部尚书，还未赴京上任，薛延陀部又侵扰李思摩部。李世绩获唐廷委任为朔州行军总管，率轻骑三千追薛延陀于青山，大败敌师，斩名王一人，俘五万多人。贞观十八年，李世绩跟从太宗伐高句丽，攻破辽东、白崖等数城。贞观二十年，又率军大破薛延陀部，平定碛北。唐太宗对他钟爱有加、称赞有加。史载：“李世绩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绩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又，“世绩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绩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唐太宗称赞他：“参经纶而方面，南定维扬，北清大漠，威振殊俗，勋书册府。”并将他图形于凌烟阁二十四开国勋臣之列。到唐太宗晚年，他的官职至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贞观二十三年四月，太宗在终南山翠微宫病危，突贬李世绩为叠州都督。叠州是北周时才开拓出的一个郡，那里群山叠嶂，离长安城一千三百多里，是个远恶之地。太宗此举用意颇深，他对太子李治说：“李世绩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坏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李世绩接到诏书后，没有回长安家中，而是谢别太宗，径直离开翠微宫前往叠州赴任。高宗即位，立即将他召还，任命他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务。乾封元年（666），李世绩以73岁高龄，挂帅东征高句丽，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到总章元年（668），高丽王高藏投降，终于“高丽悉平”，解除了唐王朝的心腹大患。后累进尚书左仆射、司空。

李世绩善于用兵，“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史称“绩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后世论唐代名将，必称“英（李世绩封英国公）、卫(李靖封卫国公)”。他历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三朝，深得朝廷信任和重任，为大唐王朝的稳定、强大，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朝廷倚之为长城。

阿史那思摩，东突厥贵族，唐朝初期著名将领。东突兵败后，阿史那思摩安排残存的败兵败将化整为零，藏好武器，混在拔野古部南下逃难的饥民中，企图奇袭长安，实施斩首行动。但这一大胆而狠毒的计策被李世民慧眼识破，任侯君集为左卫大将军，负责击退混在长安城饥民中的那支伏兵。

按照李世民的安排，侯君集在城外开了二十里粥铺，饥民们都挤着出城门食粥，于是，水落石出，伏兵现出了原形，阿史那思摩的计策流产。侯君集率数十兵丁把阿史那思摩围在中间，勒令他束手就擒，但阿史那思摩不肯就范，拔剑欲自刎，这时李世民从侯君集背后蹿出，一手抓住阿史那思摩的手腕，一手抓住剑刃，大喊道：“将军！……”血从李世民的手掌间汩汩流出，几个士兵过来抱住阿史那思摩，阿史那思摩一边挣扎，一边大喊：“拦我作甚？一个异族将军的死活与阁下何干？”李世民忍着剧痛，艰难地道：“将军身负淮阴、卫霍之才，本可续写他们的辉煌，这么一走，《汉书》岂不成了英雄之绝章？”阿史那思摩咬着牙道：“我阿史那思摩败到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还称得上英雄？”李世民却说：“你能孤身杀入长安，这不是英雄，谁还敢说自己是英雄？”此时的阿史那思摩并不知道阻止他自杀的人是皇上，在长孙无忌跪拜并劝李世民，“皇上，血流太多，赶紧松手”的当儿，阿史那思摩一愣，被马宣良夺下剑来，几个人架住了他。这时，阿史那忠听说阻止阿史那思摩自杀的人是皇上，便挥剑直刺李世民胸口，马宣良急忙挡驾，剑穿过马宣良的右肋，刺入李世民的腹部。侯君集等人迅即用剑逼住阿史那忠，欲击杀之，被伤痛弄得冷汗淋漓的李世民艰难地喝道：“谁也不许动他们一根毫毛，违令者斩！”

李世民不记前仇，欲留阿史那思摩为将，阿史那思摩未允，李世民便备好马匹川资，连同在长安俘虏的两千多人，一并交给了阿史那思摩，并派侯君集给他送行。后来，李世民也赶来送行，与阿史那思摩推心置腹说了很多富有感情色彩的话，并要为阿史那思摩牵马送行一段路，终于感动了阿史那思摩，李世民封阿史那思摩为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受命统率颉利旧部。

贞观十三年，唐朝为牵制和威胁薛延陀汗国，集中精力对付高昌，声称欲把散处河南十余万突厥入全部遣返河北，复其故庭，继其先绪。唐太宗封阿史那思摩为可汗，赐姓李氏，封阿史那忠为左贤王，阿史那泥孰为右贤王，建牙于定襄城。临行前，唐太宗在长安城齐政殿为李思摩饯行，李思摩感恩涕泣，奉觞上寿，倾诉衷肠。随阿史那思摩渡河者有帐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唐太宗诏赐南至大河、北至白道川的整个漠南塞外地区。

阿史那思摩率部渡河加剧了大漠南北局势的紧张。薛延陀国积极备战，准备乘唐太宗赴泰山封禅之机，进攻漠南突厥。阿史那思摩遵照唐太宗的部署，严阵以待。唐贞观十五年农历11月，夷男借口阿史那思摩部数次窃取薛延陀的羊马，率其子大度设领薛延陀本部及同罗、仆骨、回纥、白雷等部二十万人南攻白道川。

阿史那思摩按照事先的安排，诱敌深入，前后辄退，弃白道川入保长城。夷男命大度设率三万精兵追至长城。唐太宗命兵部尚书李绩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六万，骑一千二百屯朔州；以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率兵四万、骑四千屯灵武，以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率兵一万七千人，出云中。又以营州都督张俭，凉州都督李袭誉率兵侧应。农历十二月，唐军反击，大度设率所部度青山而北，李绩率轻骑直趋白道，在诺真水追及大度设，薛延陀兵败溃逃，死伤惨重。

唐贞观十七年，阿史那思摩部众相叛离，南渡黄河，唐朝将其安置于胜、夏二州之间。阿史那思摩入朝，授右武卫将军，以征辽东。贞观十八年十二月，阿史那思摩参加收复辽东之役，攻白崖城，为流矢所中，唐太宗亲自察看伤情，为其清创、吮血、敷药、裹伤，厚爱至深。阿史那思摩逝世后，唐王朝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令陪葬昭陵，其坟状如白道山，并于化州立碑。

唐太宗固然英明神武，“房谋杜断”固然功不可灭，但是如果没有魏征、李靖、李世绩、阿史那思摩这些“和平演变”过来的“友”，淋漓尽致地发挥安邦定国的卓越才能，唐太宗必不会成为万邦尊崇的“天可汗”，享有“千古一帝”的万世美誉，唐朝初期也必不会出现贞观之治的太平繁盛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