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实际上是一个今天流行的学术概念，关于政治文化的这一概念的定义，中外学者有各种经典的定义，但笔者认为即便经典的定义也需要运用到具体问题上进行具体分析。

而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接近明代政治文化的时期莫过于宋代，因此本文更愿意以余英时先生在《朱嘉的历史世界中——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中关于政治文化的释义来作为本文中关于明代政治文化的定义。余英时先生认为宋代的政治文化有两层涵义:第一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第二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这个的经典的政治文化涵义同样在明初以后极为凸显，其变迁显然也是导致洪武式国家权力格局突破的重要原因。

明史文苑传: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捏艳，倾动流輩，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化山学去家蜂，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壬反具资套，缔为姻好。文徵明书面冠一时，周、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明焦兹玉堂丛语宁王哀滚慕寅及徵明，厚币延致，微明不赴，寅样狂脱知。又朵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化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互目始见，仅长揖而已。王廷味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蛛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祇应，分巡者富而去。于是蓝司相戒，勿入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谢橡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棲。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椿先生者。此等恃才傲物，訴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击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

这便是明代的士人图谱，也是明代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氛围里培育出来的明代士人千奇百怪，当他们表达出崇尚自由、蔑视权威的情感时，往往却得到了时代的响应与认同，并且形成涌动一时的思想潮流，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何等的罕见。清代士人不敢言之，只能以\"世运昇平，物力丰裕\"来自我安慰，掩盖内屯、的渴望与现实的虚伪，康乾之时，清朝国力亦盛，然此等气象却无复再有。

当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都已经具备的时候，那么文官政治的形成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这股政治力量的形成还有一个直接原因，那就是士人群体的重新蜗起。中国历史上士人群体一直是存在，此中的士人不是传统意义上商周时期的贵族士大夫，而是唐宋亡来科举制度之下的一般读书人，他们出身平凡，甚至是卑微，但是中国历史上由他们撑起来的时代，却都是文教思想极为辉煌的时代，一为宋朝，再一为明朝。何以是宋明如果我们按照\"京都文化史学派\"的观点，把以王权与民权的联合并且排除封建领主而建立起绝对王权制的社会形态为标准，来作为近世与中古的区别的话，似乎中国的唐宋之际可做一个类比。

在此之前，中国的统治阶层主要由:世袭贵族、世家大族、军功就贵等流动性较低的阶层而构成。而自从宋代以后，尤其宋、明两代构成统治主体的阶层主要是来自广大中下层的读书人，他们通过科举制度成为国家的重要统治阶层，因此可兑宋朝^式前中国是贵族与军事官僚的社会。而元、清两代虽然也有科举制度的士人参政，但这两个朝代又兼有内亚的游牧部族性质，而且是处于统治地位，故而真正意义上的士人群体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只有宋朝与明朝两个时代，这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

对此，商传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这种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群体有着强烈的孔孟儒家信仰，他们追求的是\"内圣外王\"与\"修齐治平\"，梦想的是\"得君行道\"，因此士人群体的回归，必然有着强烈的改造皇权政治的愿望，以达到儒家所谓的代政治的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