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初书坛上具有强烈个人面目的书家虽有一大批，但通过文字著述而记录下自己的艺术主张者却为数甚少，其中以王铎、傅山最有代表性。傅山是清初最著名的遗民之一，与王铎不同，他对清朝政权表示出明确的不合作态度。也许正县由于汶种特殊的社会身份，使得其书法不论是在作品面目上还是在书学观点上，都比王铎更为极端和彻底地表现出离经叛道和追求人格骨气的特征。

傅山书学观点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人格的重视， 在其有关书法的言论中，人格始终是书艺高下的决定因素，而其他技巧方面的因素则都在其次。自己年轻时临习晋、唐楷法不能略肖，而对赵子昂、董其昌则一学便几欲乱真的经历，并以“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的道理来解释其原因。在对人格的评价方面，傅山最鄙视的是奴态和贱态。他认为书虽小技，然而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亦是作者人格骨气的高下。

这种观点还典型地体现在他对赵子昂的态度上。对于赵子昂的书法，傅山虽然承认其“润秀圆转，尚属正脉”，“未可厚非”，但终因“熟媚绰约，自是贱态”,“薄其人遂恶其书”。他在学书过程中弃赵而就颜亦是出于对颜真卿为人品行的景仰，曾有诗句说:“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孤自做。”此外，他在论述书法的创作要诀时，屡屡将“正”作为首要原则，如谓“写字之妙亦不过一正”，“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抽。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抽已矣"。这里所说的“正”，也带有浓厚的人格伦理色彩。

傅山书论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对“古”的崇尚和追求。出于对古代仁人志土的景仰和钦佩，博山在书法上也十分强调古意，并且他心目中的古已不仅仅局限于帖学书家奉为膜拜对象的魏晋风格，而是更前于此的古籀篆隶。傅山不仅能写篆、隶书体，而且喜欢研究金石碑刻，与当时一批擅长金石学的学者都有交往，晚年经常在一起切磋。因此，写楷书应从篆、隶而来的观点从他口中说出,便更有权威性和说服力，自然不同于一般帖学书家的泛泛而谈。在傅山的论书文字中，古意又往往表现为对朴拙和天然这两种审美原则的强调和阐述，而天然似乎更是傅山理解中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

作为拒绝与当朝统治者合作的遗民，傅山经历了国家灭亡、俯首异族的痛苦并曾因反对清朝而被捕人狱。在这种条件下,其性格中倔强、孤傲和极端的一面自然会受到刺激而有所表现。在书学观点上，其重视人格、崇尚古朴、追求天然等特点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他对书法的核心主张。

他的“四宁四毋”不仅是其发自内心的个性要求，同时也是针对当时盛行的帖学书风，特别是针对赵、董书风的流行而提出的反向追求原则。相比之下,傅山的“四宁四毋”虽然不像同时书家王铎的《文丹》那样激烈放纵，但对于书法艺术来说，在“四宁四毋”的确比王铎的论书题跋显得更加实在可行和具体明确，尽管在敢于打破传统和突出自我性情上二人具有共同的追求。他提出的“四宁四毋”原则中，“拙、丑、支离、直率”是他从古籀篆、隶碑刻中总结提炼出来的特点，而“巧、媚、轻滑、安排”则正是帖学书派的弊病所在。傅山欲以篆隶碑刻的“拙、丑、支离、直率”去矫正帖学末流的“巧、媚轻滑、安排”,其书学思想在当时即引起杨宾陈奕禧陈玢等南方帖派书家的注意和肯定。

在傅山的书论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他对篆隶碑版的重视和论述。傅山不仅能写篆、隶书体，而且是当时热衷于碑版搜集、研究的学术圈中的一员。因此，他对篆隶碑刻的熟悉程度以及对篆隶二体书法特点的把握和分析，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帖学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