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北有这样一种说法，汉朝时候大臣还能坐着，但到了宋朝就得站起来，而明清直接就跪着奏事了。因此，有人断言，这种趋势反映了君臣斗争中君主权力的上升。那么这种看法有道理吗？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极有失偏颇的。而要回答此问题，我们还需要落实到具体时期中进行分析。汉朝的大臣就得站着议事了固然，汉朝皇帝对大臣要礼让三分，例如汉惠帝对丞相曹参在施政上的循规蹈矩颇为不满，并予以指责，不料，曹参不仅不表示悔过，反而暗示他与自己的能力都不如前朝君臣（刘邦与萧何），以此回应君主的责问，而惠帝竟也语塞。这是很能反映汉初政治特点的，那就是此一时期的文臣仍多少保留了战国时期的“士人风骨”，而且曹参又身为先主勋贵，所以他能够傲视君主并不足为奇。但是，这样一种叙述多只关注个体，而忽视了大环境。因为早在汉惠帝以前，汉高祖刘邦听取叔孙通建议“起朝仪”，通过严明的宫廷礼数来约束老部下的行为（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归为文明的倒退，这其中也有提升行政效率、维护皇位稳定的实用性考量）。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总要不停的追问史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开明”的朝代里，居然生出了“乌台诗案”这样类似于文字狱的事件。大臣苏轼的诗歌，原仅是抒发情感的替代品，却被人指为别有用心，予以告发，因此还牵扯连及了一大批官员，并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而到宋徽宗时期，“党同伐异”的现象，更趋严重，也给这样一个“政治清明”的朝代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多官员仅因为政见不同（支持或反对变法，到最后变法的内容也被人任意解释），就遭到了得势一方的打击迫害，他们的名字甚至还被刻在石碑上（即元祐党人碑）供人观看，打击手段不可谓不歹毒。士大夫的尊严受到了践踏，而这些，难道也可以说成是政治清明吗？显然，笔者是存疑的。

文|逆北有这样一种说法，汉朝时候大臣还能坐着，但到了宋朝就得站起来，而明清直接就跪着奏事了。因此，有人断言，这种趋势反映了君臣斗争中君主权力的上升。那么这种看法有道理吗？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极有失偏颇的。而要回答此问题，我们还需要落实到具体时期中进行分析。汉朝的大臣就得站着议事了固然，汉朝皇帝对大臣要礼让三分，例如汉惠帝对丞相曹参在施政上的循规蹈矩颇为不满，并予以指责，不料，曹参不仅不表示悔过，反而暗示他与自己的能力都不如前朝君臣（刘邦与萧何），以此回应君主的责问，而惠帝竟也语塞。这是很能反映汉初政治特点的，那就是此一时期的文臣仍多少保留了战国时期的“士人风骨”，而且曹参又身为先主勋贵，所以他能够傲视君主并不足为奇。但是，这样一种叙述多只关注个体，而忽视了大环境。因为早在汉惠帝以前，汉高祖刘邦听取叔孙通建议“起朝仪”，通过严明的宫廷礼数来约束老部下的行为（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归为文明的倒退，这其中也有提升行政效率、维护皇位稳定的实用性考量）。（曾经的草莽英雄）在这时，大臣们就不能再大声喧哗，而是屏住呼吸站立两厢，等候刘邦的指令。所以这样来看，说汉朝大臣都能“坐”，是有违史实的，而因此就推断汉代大臣的政治地位高，更是站不住脚了。宋朝是政治清明的朝代吗？其次，再来看宋朝，天水一朝的文臣们吸取了五代乱局的教训，不仅将唐中晚期发轫的理学推上巅峰，还总结出了一套施政经验，以与皇帝分享。皇帝也对大臣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这在宋前后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时期，除了制度上对君主权力的约束外，宋太祖要求后辈“不杀谏臣”的祖宗之法，也成为了文臣得以保持自身独立人格的双保险。如此来看，宋朝大臣的地位也要高一些。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总要不停的追问史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开明”的朝代里，居然生出了“乌台诗案”这样类似于文字狱的事件。大臣苏轼的诗歌，原仅是抒发情感的替代品，却被人指为别有用心，予以告发，因此还牵扯连及了一大批官员，并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而到宋徽宗时期，“党同伐异”的现象，更趋严重，也给这样一个“政治清明”的朝代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多官员仅因为政见不同（支持或反对变法，到最后变法的内容也被人任意解释），就遭到了得势一方的打击迫害，他们的名字甚至还被刻在石碑上（即元祐党人碑）供人观看，打击手段不可谓不歹毒。士大夫的尊严受到了践踏，而这些，难道也可以说成是政治清明吗？显然，笔者是存疑的。（影视剧中的蔡京一党）草原传统中蕴藏的负能量接着，再来说元朝以后的政治。很多人说明清大臣只能跪着奏事，多少有些以偏概全，但在这一时期，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主张受到压制，却无可争议。蒙古军事集团入主中原后，将草原的“主奴”观念输入到宫廷政治当中，这种强调依附与顺从的关系，自然难以得到士大夫的理解，也让“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变得愈发遥不可及。而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元朝的统治精英们不仅无视中原的政治传统，还废除或更改了唐宋时期的一系列（追求社会公正的）制度。例如，唐宋时期对侵犯财产和人身安全等问题有详细的量刑规定。但到了元朝治下，官府却刻意偏袒蒙古与色目人，汉民杀人就得处死，蒙古人等做了只须交一笔钱了事。这是对法的权威的践踏，也是对唐宋以来文化传统的破坏。另外，元朝推翻了唐宋以来建立起的三省六部制度，将权力集中到一省，并直接由皇帝本人来控制。元朝人的这一做法延续近百年，改变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方向，也为后起的朱元璋废丞相等举措铺平了道路。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元代廷杖大臣的制度，也延续到了明朝。例如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阳明）即因为抨击宦官涉政，被拖出朝门打板子。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草原传统的输入无疑让政治文明发生了倒退，这不仅体现在士大夫尊严的日薄西山上，更体现在制度的单一与残酷上。最后，回到我们的问题，通过举例分析，我们看到，大臣从坐到跪的变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大臣站还是跪”，来断定文明的进退，而应穿透历史的迷雾，去叩问所谓板上钉钉的语言，叩问隐藏在历史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参考文献：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华书局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书评》主编，葛兆光、姚大力等著《殊方未远》中华书局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