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逆北有这样一种说法,汉朝时候大臣还能坐着,但到了宋朝就得站起来,而明清直接就跪着奏事了。因此,有人断言,这种趋势反映了君臣斗争中君主权力的上升。那么这种看法有道理吗?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极有失偏颇的。而要回答此问题,我们还需要落实到具体时期中进行分析。汉朝的大臣就得站着议事了固然,汉朝皇帝对大臣要礼让三分,例如汉惠帝对丞相曹参在施政上的循规蹈矩颇为不满,并予以指责,不料,曹参不仅不表示悔过,反而暗示他与自己的能力都不如前朝君臣(刘邦与萧何),以此回应君主的责问,而惠帝竟也语塞。这是很能反映汉初政治特点的,那就是此一时期的文臣仍多少保留了战国时期的“士人风骨”,而且曹参又身为先主勋贵,所以他能够傲视君主并不足为奇。但是,这样一种叙述多只关注个体,而忽视了大环境。因为早在汉惠帝以前,汉高祖刘邦听取叔孙通建议“起朝仪”,通过严明的宫廷礼数来约束老部下的行为(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归为文明的倒退,这其中也有提升行政效率、维护皇位稳定的实用性考量)。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总要不停的追问史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开明”的朝代里,居然生出了“乌台诗案”这样类似于文字狱的事件。大臣苏轼的诗歌,原仅是抒发情感的替代品,却被人指为别有用心,予以告发,因此还牵扯连及了一大批官员,并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而到宋徽宗时期,“党同伐异”的现象,更趋严重,也给这样一个“政治清明”的朝代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多官员仅因为政见不同(支持或反对变法,到最后变法的内容也被人任意解释),就遭到了得势一方的打击迫害,他们的名字甚至还被刻在石碑上(即元祐党人碑)供人观看,打击手段不可谓不歹毒。士大夫的尊严受到了践踏,而这些,难道也可以说成是政治清明吗?显然,笔者是存疑的。
文|逆北有这样一种说法,汉朝时候大臣还能坐着,但到了宋朝就得站起来,而明清直接就跪着奏事了。因此,有人断言,这种趋势反映了君臣斗争中君主权力的上升。那么这种看法有道理吗?事实上,这种看法是极有失偏颇的。而要回答此问题,我们还需要落实到具体时期中进行分析。汉朝的大臣就得站着议事了固然,汉朝皇帝对大臣要礼让三分,例如汉惠帝对丞相曹参在施政上的循规蹈矩颇为不满,并予以指责,不料,曹参不仅不表示悔过,反而暗示他与自己的能力都不如前朝君臣(刘邦与萧何),以此回应君主的责问,而惠帝竟也语塞。这是很能反映汉初政治特点的,那就是此一时期的文臣仍多少保留了战国时期的“士人风骨”,而且曹参又身为先主勋贵,所以他能够傲视君主并不足为奇。但是,这样一种叙述多只关注个体,而忽视了大环境。因为早在汉惠帝以前,汉高祖刘邦听取叔孙通建议“起朝仪”,通过严明的宫廷礼数来约束老部下的行为(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归为文明的倒退,这其中也有提升行政效率、维护皇位稳定的实用性考量)。(曾经的草莽英雄)在这时,大臣们就不能再大声喧哗,而是屏住呼吸站立两厢,等候刘邦的指令。所以这样来看,说汉朝大臣都能“坐”,是有违史实的,而因此就推断汉代大臣的政治地位高,更是站不住脚了。宋朝是政治清明的朝代吗?其次,再来看宋朝,天水一朝的文臣们吸取了五代乱局的教训,不仅将唐中晚期发轫的理学推上巅峰,还总结出了一套施政经验,以与皇帝分享。皇帝也对大臣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这在宋前后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时期,除了制度上对君主权力的约束外,宋太祖要求后辈“不杀谏臣”的祖宗之法,也成为了文臣得以保持自身独立人格的双保险。如此来看,宋朝大臣的地位也要高一些。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总要不停的追问史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开明”的朝代里,居然生出了“乌台诗案”这样类似于文字狱的事件。大臣苏轼的诗歌,原仅是抒发情感的替代品,却被人指为别有用心,予以告发,因此还牵扯连及了一大批官员,并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而到宋徽宗时期,“党同伐异”的现象,更趋严重,也给这样一个“政治清明”的朝代蒙上了一层阴影。很多官员仅因为政见不同(支持或反对变法,到最后变法的内容也被人任意解释),就遭到了得势一方的打击迫害,他们的名字甚至还被刻在石碑上(即元祐党人碑)供人观看,打击手段不可谓不歹毒。士大夫的尊严受到了践踏,而这些,难道也可以说成是政治清明吗?显然,笔者是存疑的。(影视剧中的蔡京一党)草原传统中蕴藏的负能量接着,再来说元朝以后的政治。很多人说明清大臣只能跪着奏事,多少有些以偏概全,但在这一时期,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主张受到压制,却无可争议。蒙古军事集团入主中原后,将草原的“主奴”观念输入到宫廷政治当中,这种强调依附与顺从的关系,自然难以得到士大夫的理解,也让“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想变得愈发遥不可及。而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元朝的统治精英们不仅无视中原的政治传统,还废除或更改了唐宋时期的一系列(追求社会公正的)制度。例如,唐宋时期对侵犯财产和人身安全等问题有详细的量刑规定。但到了元朝治下,官府却刻意偏袒蒙古与色目人,汉民杀人就得处死,蒙古人等做了只须交一笔钱了事。这是对法的权威的践踏,也是对唐宋以来文化传统的破坏。另外,元朝推翻了唐宋以来建立起的三省六部制度,将权力集中到一省,并直接由皇帝本人来控制。元朝人的这一做法延续近百年,改变了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方向,也为后起的朱元璋废丞相等举措铺平了道路。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元代廷杖大臣的制度,也延续到了明朝。例如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阳明)即因为抨击宦官涉政,被拖出朝门打板子。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草原传统的输入无疑让政治文明发生了倒退,这不仅体现在士大夫尊严的日薄西山上,更体现在制度的单一与残酷上。最后,回到我们的问题,通过举例分析,我们看到,大臣从坐到跪的变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大臣站还是跪”,来断定文明的进退,而应穿透历史的迷雾,去叩问所谓板上钉钉的语言,叩问隐藏在历史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参考文献: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李治安、杜家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中华书局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书评》主编,葛兆光、姚大力等著《殊方未远》中华书局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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