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时，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是要想了解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就首先要知道这场战争是缘何而起。

实际上，中日甲午战争和之前的中法战争有相似之处，两场战争都是战争的发起方利用清朝与朝鲜，清朝与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说：日本是利用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以发起了这场战争。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力迅速发展。由于，日本资源短缺和市场狭小，加之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所以，竭力向外扩张，朝鲜则首当其冲。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来中国协商条约的时候，日本来华人员就旁敲侧击地向清政府探查清政府对中朝关系的态度。

对于日方的做法，李鸿章当时就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当时就说了：“日本早就看上朝鲜了，但是，朝鲜是我国东边的屏障，如果没有了朝鲜，我们大清也就危险了。”其实，也正是如此，日本的野心绝不仅仅是朝鲜，他更想将朝鲜作为一个跳板，然后，来侵略中国。

而日本在行动上也是步步相扣的，主动对朝鲜挑衅，发动了所谓的“江华岛事件”。但是，由于中国跟朝鲜存在宗藩关系，日本便派日方的外交人员来跟清朝的政府协商，其实，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来否定之前订立条约中关于中国和朝鲜关系的那条规定，从而，确保中国没有理由干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

日本派森有礼来到中国，这个森有礼，算不上是日本的高层人物，但是，他能说会道，歪理连篇，而且，可以做到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日方的真正意图。而当时的清政府，由于软弱无能，所以，即使李鸿章的话语多么义正言辞，也不能掩盖住清政府想要息事宁人的态度。

其实，在这个时刻，就已经埋下了后来中日双方大战的种子。

李鸿章当然也会拿之前两国签订的中日修好来抵挡森有礼，以便于森有礼不能否认中朝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日本的森有礼却直截了当地说：“我看合约基本上没什么用。”李鸿章听了，立马就着急地说：“两个国家交好，全靠着条约来进行约束，怎么能够否认条约的用处呢？”森有礼明张目胆地说：“合约上只有经济商业方面的事情可以照办，但是，到了国家这边，就只能看哪个国家强大了，不用一定非要照着条约办事。”

听到日方如此说，李鸿章直接就反驳说：“你这是谬论，国家强大，你就要违反条约，这是万国公法所不允许的。”而森有礼却回答说：“万国公法对于强国来说也不适用。”李鸿章终于愤怒起来了，大喊：“违反公法的话，所有的国家都不会容忍你的！”随即，他又把和气比作酒杯中的酒，把约束比作酒杯中的杯子。然而，森有礼却说：“和气是气团，它不是酒，和气无孔不入，哪是小小的杯子能拦得住的？”

双方几度争执不下，当时，日本的大使郑永宁也在，他说：“是朝鲜向日本的舰船首先开炮。”李鸿章回答说：“那是因为你们跑到了朝鲜的地界，这事出有因。”李鸿章还劝告他们说道：“做事不能逞强，要是一味逞强，天理不容的，要是天不怕地不怕，那也就肯定不能留存于世间。”

然而，日本偏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想要跟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条约，而且说：“朝鲜如果不同意，日本肯定要出兵。”这很明显，是在威胁清王朝李鸿章则以“我们一洲自生疑心，岂不被欧罗巴笑话”劝解。森有礼态度依旧强硬说：“人民要打，国家怕是阻拦不住。”这些交涉中森有礼毫无礼貌的说辞和郑永宁的不安生让李鸿章甚是气愤。

但是，交谈中，森有礼说的“有何益处”几个字好像让李鸿章看到了可以和谈的希望，他就听从了森有礼的安排把日方的意思转达给了朝鲜。

面对外方日本的强硬态度和清政府“不辞劳苦”的劝说，朝鲜最终被迫签订了《江华条约》。对日本而言，《江华条约》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二步，吞并朝鲜的实施开端，为日本进一步掠夺朝鲜以及后来对中国的大肆侵略作了充足的准备。

这条约里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朝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与日本的权利和地位都是平等的。”而这些自主独立和平等的说法，其实，都是为了日后的侵略做准备的，这样，日本就在法律的角度扫去了侵略朝鲜的障碍，接下来就更是变本加厉了。

那么，李鸿章大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令人遗憾的是，他竟然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身上，让朝鲜跟西方列强也签订与日本类似的条约，妄想形成各方列强相互制约的局面。但这实际上，不仅没有缓解朝鲜的复杂局面，还把局势变得比原来更为混乱了。

可以说，《江华条约》是朝鲜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它意味着朝鲜开始开放门户，并被视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开端和朝鲜沦为半殖民地乃至殖民地的起点。

参考资料：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江华条约》、《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论日本派使入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