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在清代碑学弘扬上做出很大贡献，其篆书和篆刻甚至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有清二百余年，书法实践上最主要就是在篆隶方面的成就。而篆隶方面学邓石如者不乏其人，其中，吴让之的篆书深得邓石如神韵，虽然最终他在书法史上的意义不如邓石如。

吴让之( 1799——1870年)， 江苏仪征人，寓居扬州，为著名金石学家、书学家包世臣的人室弟子。原名廷飚，字熙载，后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别署让翁、晚学居土、方竹丈人等。吴让之工诗文，精金石考据，擅书画篆刻。在四体中，最有成就的当属篆书，这与他精湛的篆刻艺术是相连一起的。 他的篆书在邓石如端与他精湛的篆刻艺术是相连一起的。 他的篆书在邓石如端主浑厚、严谨凝重的基础上，在飘逸、 舒展的审美格局上又开一面。有《师慎轩印谱》《吴让之印谱》《吴让之先生书画集》等书传世。

作为包世臣的爱徒，吴让之对包氏甚为崇拜，其堂号取名“师慎堂”，即表明对其师的仰慕之情。当然包氏对让之的书学也是极为关心，专门书札与让之论书。吴让之在执笔、运笔、结构等方面，皆继承了包氏衣钵:“食指高钩，大指夹食指、中指之间，中指内钩，小指贴名指外拒，管向左迤，后稍偃，若指笔准。运锋，使笔毫平铺纸上，笔笔断而后起。结字计白当黑，使左右牝牡相合，自谓合古人八法、九宫之旨。”(《艺舟双楫》)

从篆书方面看，吴让之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用笔上。与邓石如沉厚的方笔不同的是，吴让之多取圆润的笔致，讲究的是轻快，有“落落欲往，矫矫不群”的飘逸感。不同的用笔导致两种不同的线性特征的出现；邓石如力透纸背，伟岸雄奇；吴让之秀雅妩媚，婀娜多姿。在吴让之的线条中，很少出现方硬的折笔，出现以转造型，力避“突兀”，以求整体气韵的清雅简逸。另外，吴让之关于用笔的主张一“篆则毫聚， 分则铺毫”也使其线条这与平实有力的邓石如线条有本质的不同，邓石如的线条，追求的是种内在的“质”，运笔过程中虽不着意提按的明显对比，但其用力的幅度较深，其至会故意在“方折”上作文章，当明显受《天发神讖碑》的启示，委实像一个伟丈夫。如此说来，极力夸张“弹性美”、“流畅美” 等小篆特征的吴让之书作。

因为不同的用笔方法而导致的不同的审美格调，在康有为时已见出来了。康氏《广艺舟双楫》中曾这样评价吴让之篆法:“程蘅衫、吴让之为邓之嫡传，然无完白笔力，又无完白新理，真若孟子门人，无任道统者。”康有为的意见是在“笔力”上，吴让之肯定要逊于邓石如，这不可怕，可怕的是吴让之篆法中有一种“巧媚”心态。本身对于抑帖尊碑的康有为已经在观念上对流美的书风不抱肯定，况吴让之恰恰生活在这股洪流泛滥之际呢。

二结构上。与邓石如相似的是，二人都对小篆的纵向取势作极力夸张。这种布势有利于抗长线条，尽显线条的姿态，加上吴让之对顿挫的弱化使得线条更加流畅婉转。吴让之不但在篆隶上直取邓石如，篆刻方面也是亦步亦趋。篆刻史上与以丁敬、蒋仁为代表的声名思林的“西冷八家”，所谓渐派相比，皖派如果只靠邓石如这座大山，没有特别像吴让之类的繁盛的枝茂相支持的话，皖派的学术生存，则几乎不可能。篆刻大师吴昌硕曾评吴让之篆刻:“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泰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

深受邓石如“印从书出”的篆刻理论影响，吴让之篆刻以刀代笔，率直潇洒，方中寓圆，刚柔相济，娴熟的技法几乎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充分展示了其篆书委婉流畅的风采，发扬了“邓派” 篆刻艺术的优良传统，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代吴昌硕、黄牧甫等篆刻大师都曾宗法于他，另外吴让之在中日印坛上也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