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其实是一个硬生生拼凑起来的地理产物，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陕北、关中、陕南属于不同的地理领域，最后硬是拉郎配，是蒙古人为了防止汉人造反而制造的杰作。

首先，历史上的关中地区，是传统中国式王朝的京畿所在，周曰丰镐、秦曰咸阳、汉至唐为长安，至宋元仍有京兆府之名。就今日的地理划分而言，包括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这些城市，仍可以称之为关中。

而陕北，以汉代州郡划分论，是属于并州的。汉代的并州，领太原、上党、西河、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五原、上郡等九郡。其中太原、上党、西河、定襄、雁门在山西，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朔方在今鄂托克旗西北部，五原在今包头，上郡则在今陕北的绥德县。延安，在当时为高奴县，也就是项羽分封十八王之际翟王董翳的都城所在。

（图：陕北曾与山西同属一州）

陕南，则属于益州的汉中郡。

完全不搭脉的三个地域，又是谁将其硬凑在一起呢？

首先，是唐朝划分十道之际，将原属并州的陕北地区与关中一起列入了关内道，包括今日的宁夏贺兰山以东，内蒙呼和浩特市以西，阴山、狼山以南的河套地区，也都在其中。而背后的缘故，显然就是为了抵御北方侵略的需要，关中直接管辖陕北地区，更便于警惕草原之上敌人的侵袭。

而陕南地区的加入，就与元朝蒙古人大有干系了。

陕南即汉中，诸葛亮当年就是以此为攻防枢纽，进可以北伐中原，退可以固守益州。曹爽、司马懿的几次征讨均遭失败，就是因为汉中的险要。所以后来钟会一攻下汉中，就迫不及待地发告《移蜀将吏士民檄》，劝蜀地军民投降，理由就是你们已经失去了最险要的依靠。

正因为这种认识，唐朝的皇帝，一听说叛军打破潼关，他就会往汉中跑。唐玄宗就是一个典型。而到了宋金、宋元对抗之际，汉中便成为南方的重要依靠。初期，吴氏兄弟在汉中外围的和尚原（汉中北部）、饶凤关（汉中东北）、仙人关（汉中西北）三次大战，都依靠着地理优势，让金军寸土难进，以至于金国数十年再也不敢越过秦岭。

而随后蒙古灭金之战，关键也在汉中这里，当时迁都汴梁的金，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作最后的顽抗。蒙古人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后来拖雷就是用了这个办法，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取道汉中，浮汉水而下，将出南阳。金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于是潼关金兵南调，而蒙军主力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围歼这支金军——此后，便是金朝灭亡的节奏。

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元朝在同一天下后，就一定要将汉中一带归属陕西。理由很简单，汉中在北方人手里，就不用担心四川占据秦岭天险之后，难以攻打。

所以，在汉中归陕西之后，就基本上不再有刘备割据益州以谋天下的模式，甚至如五代十国前后蜀这样的割据政权，都难以立足。元末以重庆为都城的明玉珍，也迫不及待地抢占汉中，正因为有了汉中，巴蜀才有立国的可能——当然最终他还是被明朝收了。到了明末，张献忠入川之后，也曾对部下说：“三国以来，汉中原属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汉中，难免他人得陇望蜀乎？“可见取川必取汉中，依旧是一种共识。而随后清朝改派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等统率满汉大军，全力向大西农民军扑来之际，张献忠却因为与明军残余的纠斗，无力支援汉中，结果豪格攻占汉中——汉中一失，四川的沦亡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所以，打元朝开始的三合一硬拼成陕西一省，就是一种权力制衡的政治考量。之后被历代沿用下来，至今不改。

《凭栏观史》特约撰稿人：陆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