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造就了南北双方迥异的文化风格，“江东宫商发越，贵于清漪；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分裂割据局面并没有阻止南北朝文化之间的交流，聘使往来，僧徒往来以及战争、商贸和其他手段等构成了南北朝时期南北交流的主要渠道。

这些方式所带来的南北交流对于当时文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使得南北风气互通，双方文化都能吸收到对方的先进因素以促进自己的发展，并最终使得中国文化向新的阶段发展得以成为可能。隋朝开国后，面临着国家再次统一的新局面，隋文帝、隋炀帝对文学随时变迁，不断调整文风。

（一）隋文帝整治文风，“斫雕为朴”

《隋书文学传序》记载，“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隋文帝杨坚一生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关陇一带，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文帝杨坚形成了“性严重，有威容”的性格，同时，隋文帝吸取梁、陈国君热衷于绮靡文学的创作，深陷纸醉金迷、吟花咏月的生活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最终选择以政治手段推进文风改革。

文风事关世风，李谔在给隋文帝的上书中着重提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李谔提到上古先王以儒家道义教化万民，正俗调风，自曹魏以来，崇尚华美文词的浮夸文风成为风俗，到南朝时，此风更盛。“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朝廷以此为选聘官员的标准，深爱吟诵“风”、“云”之类的文章，百姓继而效仿，不再关心周孔之道。

进一步指出这种风气的危害，“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意思就是说，文章日见繁多，政治日益混乱，放弃了贤哲圣王的楷模，把无用的当作有用的。丢弃了根本，追逐着末节，华夏境内都是这种样子，并且还互相学习效法，越来越盛行了。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做的就是“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

隋文帝采纳李谔建议，“诏以谔前后所言奏颁示四方”。开皇四年（584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有司治罪。需要说明的是，隋文帝限制浮华仅局限在“公私文翰”中，这样的措施，对于一代文风的变化自然是要发生影响的。但文风的变化，却不能仅凭行政命令，虽然诏行天下，却未曾作到令行禁止。

（二）隋炀帝融合南北，“文质兼及”

无论何种的思想与观念，都不是自生的，都会有其渊源所在，或源于社会生活，或源于文化传统。杨广自幼聪慧，又接受良好教育，具备了较深的文学修养。公元589年，隋灭陈后，杨广被任命为扬州总管共十年，在此期间，杨广招引江南文学之士百余人进驻晋王府，与文人结交甚密，每逢有诗创作，必令文人润色，然后示人。隋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隋炀帝起初坚持“非倾侧论”，其初衷只是为了取悦隋文帝，以期夺得储位，并非有意想改变这一风尚，所以他仍然有一些风格侧丽的作品。

即位后，奉行“文质兼及”的文学思想，将文帝时期注重经学、排斥文艺的文化方针调整为学术与文艺并重的策略，炀帝创作的诗歌兼采南北双方特色，既能创作出像“身轻赵皇后，歌曲李夫人”，“步缓知无力，脸曼动余娇”等体现一种宫体粉脂之气的诗，也能创造出像“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笔势遒迈笔格高调的边塞诗和“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语意沉雄的衧情诗。

隋炀帝“南平吴、会，北却匈奴”的戎马生涯，成就了其帝王的雄放与阳刚，南征北战，征服天下，称雄六合的政治经历，赋予了其诗歌雄浑与大气，这是自幼生于宫廷，长于妇人之手，脂粉气息浓厚的南朝诸皇帝们诗辞中所没有的。一个社会的风尚和风气是由处于决策层次的统治人物所左右的，在隋炀帝标榜和提倡下，具有不同风格的南北诗风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和融合，文风大畅。这不仅对于稳定政局的政治意义，而且对于后世唐代诗歌包容、开放风格的形成和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