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在书法实践上走的是先帖后碑的道路，其由帖人碑主要得益于对包世臣理论的服膺。作为在经学、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及医学等领域均有造诣且著述丰富的学者，沈曾植对书法的论述散见于他的多种学术札记中，他习惯于用治学方法和态度来谈论艺术，所以条理清晰，精深人微、旁征博引、持论平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对于唐以前书法分为北碑、南帖这一碑学书法史观的核心问题，沈曾植首先强调“简牍碑版为二体”这一事实，并明确指出:“写书写经，则章程书之流也;碑碣摩崖,则铭石书之流也。”但在具体论述时,则不以南北强分界限。在评论北碑时,他一方面注意北朝碑刻自身的发展变化过程。
另一方面，他还喜欢将北朝石刻与南朝书风联系起来,故评北朝墓志往往有“秀韵近南”、“邺、洛下无此风，必南人北度者为之’及“北碑至此与南帖合矣”类的判断，且屡屡以北碑与二王对比，谓“《龙藏》近右军，《清颂》近大令”、“《刁志)近大王，《张碑》近小王”。至如称‘李斯亡篆以简直，中郎亡隶以波发"，“《急就》是古隶章草《月仪》是八分章草,右军父子则今隶今草也”，更是独具慧眼，发前人未及之论。
对于碑学书派的技法概念，沈曾植亦花费了很多心力去思考体悟。他受包世臣的观点影响很深,故于《艺舟双楫》中讨论的“始艮终乾”“中画圆满”等原则均有详细阐发与论证，对于用指用腕之异,更从简札与碑碣的不同功用加以考察，得出“章程以细密为准，则宜用指，发展和完善了包氏之论。
总之，沈曾植虽然崇尚碑学，推重石刻，但并不为北碑、南帖的划分所束缚，于南朝简札帖学亦不废弃，在清末诸多碑派论书者当中，具有全面考察、把握细微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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