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贵州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与军事环境,这里的卫所额定军队数量往往超过内地普通卫所人数,如五开卫额定旗军数达32261人,普安卫额定旗军数量达30093人,几乎达到普通卫所兵数的6倍。这些卫所旗军的来源同全国其他地区相似,基本上是由从征、归附等组成,即将领所领旧部、归降士卒等。而构成贵州卫所兵力最主要来源的,还是谪戍军与垛集军。谪戍军,即因罪充军戍边,以兵役代苦役。贵州作为蛮荒边地,环境恶劣,是充军谪戍的重点地区,很早就有“将校流罪，谪戍云南、贵州”的惯例。

景泰年间,由于战乱频发,卫所官军大量死伤,朝廷下令“将南直隶、湖广、浙江、江西见问充军囚暂发贵州都司补伍”,嘉靖年间又下令“凡应戍边方者,悉发二者(云贵二省)缺军卫所”,这些措施都大大增加了贵州卫所谪戍军士的数量。垛集军,即在民户之中,三户取一丁为正军,成为军户,其余为贴户,正军死后由贴户丁补充。“贵州各卫军丁,皆洪武初年直隶凤阳、湖广、浙江等处民籍三户勾解应当”“贵前等二十卫所军伍多系三户垛充或清勾捕役”。

垛集之法在初期起到了补充兵力不足的作用,而由于贵州人口较少,条件艰苦,朝廷甚至专门针对贵州实行了特殊的垛集方法,以应对兵源短缺问题。“贵州都司所属龙里、清平等八卫新军多湖广人民三垛户充,往往逃窜。盖因贵州、湖广地里相近,若待发册,动经二年,三户轮流当军,册来又解别户,以此得计,仿效成风,边城缺人护守。乞令其不待兵部发册,预先执解”“贵州兴隆、清平等卫,有永乐三户垛充军,后每户轮戍一年,往往逃亡。请令三户内选一壮丁充役,而以其二户供送,至二十余年,乃于二户内选一壮丁以代,亦如之。此外,明初时朝廷还下令从省外卫所调兵进入贵州驻防,如洪武二十年(1388年)普定侯陈桓等人就“率湖广都司诸军驻普安分屯”,次年又从陕西“调长安等卫官军一万五千二百二十人,置各卫”,充实了乌撒入蜀旧路一线的各个卫所。

到了明朝中后期,募兵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而贵州由于汉少夷多,粮短饷少,募兵的对象有限,规模普遍不大,朝廷也认为贵州募兵冒滥,应从贫军中抽选丁壮,“比之远募浮游有俾实用”，地方上为应对复杂的民族情况,多“选替役老军深知夷情者,令总管地方火甲人等,常川巡视,庶不致害边方”,招募建立民壮组织,“专令习熟鸟铳、快枪、弓弩长技,以壮武备”,成为卫所军队的有力辅助。

除了卫所制度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外,明初贵州兵力的另一大构成就是土兵。土兵可以指本地军,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指少数民族土司所掌控的武装力量,他们是“以耕种土司占有的兵田为生、以向土司服兵役换取田地耕种权并依附于土司的农奴”,平时以耕作放牧等为生,战时则自备武器随军征战。“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比较有名的有湖南永顺、保靖土兵,广西东兰等地狼兵和四川酉阳、石驻等地土兵,而明初贵州安杨田宋四大土司与其下各地小土司也都拥有众多土兵,在思州田氏归流与水东宋氏衰落后,水西安氏与播州杨氏土兵就成为贵州两大土司军事力量。水西土兵以彝族为主,数量众多,“贵州宣慰家水西所辖长官司四十八司,每司锐卒数千”,若仅以每司两千人计算,则水西土兵总计高达约十万人之众。

而播州土兵则以苗族为主,自南宋起就有寓兵于农、耕战操练的传统,精锐强焊,人数也有数万之多。这些土兵因朝廷保境、轮戍与征战需要,经常受到征调,如明代历史上水西安氏共接受朝廷征调近20次,无论是平定米鲁之乱、播州之乱还是镇压普定、都匀、水东等地的少数民族起义,都有水西土兵的身影,战功赫赫,颇受朝廷倚重,进而形成了“征剿必赖水西长”的局面。播州杨氏也毫不逊色,明初时土司杨锵就亲率步军两万,马军三千,作为傅友德平定云南的先锋,为朝廷建功立业,此后也是频受征调。

万历年间杨应龙反明,一时间“贼势重大,动号数万,连营结寨,窥我卫城,塞我官路。而我兵通省不及三万,分布之则一城不过数千,众寡相悬己甚”,可见播州土兵实力强大。一般情况下,土兵直接听命于地方土司,也在征调中间接服从朝廷的指挥,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辖权。不管是协同朝廷维持国家统一与地区的稳定,还是成为地方土司对抗中央割据一方的倚仗,土兵都是明代贵州不可忽视的重要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