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崛起于战国后期的阴山河套,自秦统一六国后,面临的最大边患就是匈奴。由于听信了方士卢生“亡秦者胡也”的神仙箴言,又为了巩固北部边防,解除匈奴所带来的威胁,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在秦的打压下,匈奴被迫向北退却了七百余里,不再敢进犯秦的北部边疆。
第二年,始皇将过去秦、赵、魏三国所修的长城加以修缮扩展,使其西起临洮,东至山海关,延绵五千余公里,从而加强了秦在河套地区的防御。除了通过修筑长城来抵御匈奴的入侵,秦始皇还于三十三(公元前214年)年再次出兵匈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去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无论是长城的修建,亦或是北击匈奴的军事行动,秦始皇防守的重点区域都在河套地区,更因为河套临近咸阳,这里的边防设施的最终目的在于拱卫关中和咸阳。由于河套地区临近秦都咸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秦始皇便于三十五年(前212年)开始修筑直道,想以此来确保都城的稳固。直道和长城,都是秦朝抵御匈奴南下侵扰的有力屏障。在秦始皇的一系列军事活动下,匈奴族逐渐北迁,但由于河套是匈奴与北方诸族的久居之地,他们仍然觊觎着这片土地,伺机南下。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始皇在出巡的道中死去,秦二世胡亥即位,翌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秦王朝瓦解,匈奴趁中原战乱之机南渡,恢复了对河套地区的控制。
匈奴在楚汉相争之际复据河套,并迅速壮大成为一个领域广阔的军事大帝国,它以推行军事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这严重的威胁着初建的西汉政权。西汉建国之初,中原社会经济残破,劳动力不足,国力衰微,很难抵御匈奴的进攻,故自汉高祖至文、景之世的六七十年间,汉对匈奴一直采取着和亲的政策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以此巩固初建的政权。但是,西汉委曲求全的和亲政策并未奏效,匈奴与西汉王朝的军事对抗也就无法避免了。通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之时,西汉王朝的国力已经非常充实了,汉朝积极准备着反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27年,汉将军卫青全线出击匈奴,大获全胜,“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至此,汉恢复了秦时的疆域。汉武帝后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置朔方郡,来巩固其在河南地的统治。但匈奴并不甘于河南地的痛失,常常南下反攻,西汉也多次出兵远击匈奴,使北部边民饱受战争之苦。匈奴衰落不能立国,西汉王朝的经济也日益凋敝,在这种情形下,西汉开始调整对匈奴的政策,由战争转向了和平。
汉宣帝时,匈奴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内讧,呼韩邪单于审时度势,决意归附汉朝,这开创了汉匈两族友好关系的新局面。汉元帝时昭君出塞,更是为汉匈两族关系的和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相对和平的时期,河套地区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东汉初建之时,由于其政治、军事力量都较为薄弱,对匈奴也只能采取被动的防守措施,匈奴频繁扰边,河套地区战乱不断、发展中断,经济也大为衰退。
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奥健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顺势归附东汉。归附后的南匈奴被东汉政府安置在河套地区,并允许其入居塞内。北匈奴见势也做出求和的姿态,后被东汉所接纳,但其依旧时常侵犯北边,东汉出兵反击。北匈奴最终在“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的窘况下,被迫远引而去,势力得到瓦解。东汉末期,匈奴势力不复从前,日渐被新起民族鲜卑所取代,其中亦有大量的匈奴人融入鲜卑。鲜卑人在河套地区驻牧生活,成为主宰河套的民族势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中国陷于战乱纷争之中,各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河套地区成为北方少数民族进行军事、政治活动的中心地带。
匈奴族的前赵,氐族的前秦和后秦,以及鲜卑族的代和北魏等,都曾全部或部分的占领过河套地区,其中,匈奴族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大夏国,其统治的中心区域就在河套地区。入居河套的民族向中原发展,占据中原的民族也试图将统治范围扩展到河套地区,因此,河套成为兼并战争的主要战场。西晋末年和十六国时期的割据局面被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结束了,它将河套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北魏统一了中国北部后,在经济、文化上都有所建树,其中,施行于河套地区的均田制、兴水利、广垦田等举措,都有助于河套地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各少数民族在河套地区日趋融合,畜牧业也繁荣起来。但到了北魏末年,由于政权内部纷争导致了分裂,加上诸族人民起义,河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次中止了,突厥族于此时趁势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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