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攻进南京,竟构成如此威胁,面对如此动乱朝廷又该如何自处?

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推进到了河南后,顺势攻入南直隶,席卷江北,抢烧明朝凤阳祖陵,虽然数日后退去,但仍对南京构成巨大威胁,兵部尚书、大学士、经略、御史们纷纷建议增强南直隶军事力量,调整布防和统帅体制,保卫留都,为明朝政权留后手,不过,这些建议实际上大多没能落实。尽管如此,在崇祯帝自杀、北京陷落后,南直隶现有军事力量成为南明首个小朝廷弘光政权最重要支柱。

崇祯十六年春正月丁酉,李自成陷承天,庚申,张献忠陷蕲州,农民军有直取南京之“[崇祯]帝嘉纳之,乃设九江总督。”于当年五月,任命首位九江总督,辖江西、湖广、应天、安庆四巡抚。其中安庆巡抚又称安庐巡抚,为阻遏农民起义军,崇祯十年,从应天巡抚析置,辖应天巡抚之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河南巡抚之光州、光山、固始、罗山四州县,湖广巡抚之蕲州、广济、黄梅三州县,江西巡抚之德化、湖口二县。崇祯十五年,仅辖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其余各州县分别归原属各巡抚。第 1 任安庆巡抚是史可法。安庆不隶江南巡抚,自此始。

王伟的建议,可以说切中当时南京防守的肯綮。防淮、防江都是为了保障南京,当时防淮有凤阳总督提督重兵,无须多虑,所可虑者乃南京上游的江防。要防农民军威胁南京,须首重九江、再重武昌之守。因此,崇祯帝接纳他的建议,设九江总督统合南京上游江防。 而对于兵员、兵饷问题,王伟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崇祯末南直隶兵防另一重大调整是撤销操江都御史,南京附近江防军统帅权由武臣专擅。

崇祯十六年八月,诚意伯刘孔昭出任第47任操江武臣,“因召对,泣陈文臣掣肘,事权不一”,崇祯帝为之裁撤操江都御史。于是永乐以来操江文武并用制度被废,专一用武臣。整个明代,诚意伯任操江武臣者共有四任:第24任武操江诚意伯刘瑜,第29任武操江诚意伯刘世延,第 44 任武操江诚意伯刘荩臣,第47任武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则是诚意伯世系里第四人任操江武臣。意伯刘孔昭专任操江,显示了崇祯帝在国难当头之际对勋贵的信任和倚重,但是,对于江防,并未起到起弊振衰之效,正如《明史》所云:“崇祯中,复以勋臣任操江,偷惰成习,会哨巡徼皆虚名,非有实矣。”

操江都御史被裁后,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为整顿南京防务,防起义军南下,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奏准留都军政八事。具体内容如后:从南京兵部尚书标下、操江标下、大小教场、神机营选拔官兵 32000人,听南京兵部尚书与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总练;选新江营二标营、新水兵营、奇兵营等营官兵 12000 余人,听兵部尚书和操江武臣总练,选练官兵总规模为 44000 人。从中可以看到,明末南京兵部、南京京营、操江等提督的标营明显扩大了。关于将领问题,史可法要求半用世袭武职,半用武举,破格用人。

原来选兵、用兵是分离的,卫所官选卫所军到营里,营里阅兵,营和卫是分离的。史可法要求选兵、阅兵都由各个营将领决定。对于军饷分配,史可法要求合理分配军饷给士兵,干重要的活得粮多,干活少且不重要的给粮少;设杂差营,专门承担杂差;将以前繁杂军饷标准划一,分为三等,常操军一石,健兵加盐米银二钱,选锋加盐米银四钱。对于火器的使用问题,史可法认为旧制的铜制火器作表演阅兵用,训练用新颁铁制火器。基层武官长期受长官们勒索,史可法要求革除陋例。从史可法奏准的留都军政八事来看,明朝北京政权陷落前,南京军备军备整顿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兵权集中于兵部尚书与操江武臣,南京的部队由操江和南京兵部尚书直接统管。

崇祯十七年二月,南京国子监监生向阳疏奏江防,为防农民军,建议以皖抚,并九江督抚扼上江之门户,并于采石添设水师,并设新标、新水等营,择一将领,令统原辖兵丁移驻。又令上巡江御史,驻扎池州、太平间,以通呼吸,严守上江之门户。下江一带,则北岸扼守险要,旧设有狼山旧副将,防海兼防江。但失业盐徒最为可虑,建议招募盐场义勇 3000 名,合成一旅,消弭隐患。再敕下巡江御史驻扎镇江、瓜州间,以重节制,则下江之锁钥巩固。他又建议将操江属下新江口营、太平营、奇兵营、游兵营四营合为二营,俱令严守江岸,与江北浦子口营提督,分防共守,以期上通皖抚,下通狼镇,指臂相连,缓急相应。

这说明,崇祯末年,江防体制内既有内外守备、参赞,还有操江、巡江御史、南北巡抚、皖抚(安庆巡抚)。崇祯帝令“所司酌复。”从崇祯末南直隶的兵防调整可见,南京的外围,江北有凤阳总督,上游有九江总督,各督重兵,分守要害,为南京之门户。而南京的核心防卫力量则由京营和附近江防部队构成,其指挥权相对集中到南京兵部尚书和操江勋臣手中。这一兵防和军事指挥权的结构,直接决定了南明弘光政权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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