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多年从事税收宣传工作，我与二月河老师交往较多。他对我的“舞文弄墨”鼓励有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文学是讲缘的。我在感触之余，联想到他与税收宣传工作也是有缘的。国内作家高手如林，研究历史的作家多不胜数，但涉足古代税制研究的作家凤毛麟角，二月河老师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二月河一直对国家税收和税制改革非常关注，曾多次提出取消农业税的建议，与税收有着不解之“缘”。

01

家有“税”父

1992年税收宣传月活动前夕，我受单位委托向二月河老师以税收为题约稿。走进他那红砖灰瓦的小独院，望着长满庭院的青草绿菜，顿感一种远离喧嚣闹市的清新和恬静，这位淳朴、诙谐的“帝王作家”爽快地答应了，繁忙之余，挥笔写下了《税的偶谈》：

二月河父母

……有一次和父亲谈起，他说他1937年参加革命，在当时革命根据地昔阳县一个税务部门作收税员。我很吃惊，脱口就问出来“收税也是革命工作”，他笑说“你以为只有政委和书记才是革命呀？”他这话问的正是我心中想的。我还没见到过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说是谈“税收英雄”的，学生就是那么想，“游击队员、指导员、地下工作者，那才叫革命，革命还管账本吗？”

以后读的书多了一点，脑袋瓜比较充实了一些之后，渐渐地就知道了，不单是我们“革命者”，就是反革命，只要是政权，就要堂堂正正地收税。父亲的话提醒我在以后的读书中开始留心“政权血液”的来源。

打开史籍， 没有哪一部史书不写《食货志》的，当时老百姓怎样过日子，后世的学者或政治家可能不关痛痒，但于当政人而言，那也许就是他的生命线。一条“司法”，一条“税收”，哪个时代的政治家倘若不留心，别说“放任”，即使“不够重视”，也要出大问题，因为军队、官员、狱卒、衙役们不能风餐露宿过日子，他们自己要用，还要养家糊口，这个理不难说清楚。如李自成那样“闯王来了不纳粮”，痛快是痛快，他败得也极利索。留了这个心，读史的时候就注意了一点，写书时也就留心了一点。税收，我不敢说“懂了”，只能说“这事极要紧”……

从二月河老师朴实、自然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因为父亲从事过税收工作的缘故，他很早就开始留心并涉足税收历史了。

02

坐论税史

1999年税收宣传月前夕，我们再次对二月河老师进行专访。在略显昏暗的客厅，时而响起的电话铃及隐隐可闻的南腔北调问答之声，分明告诉你，用“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来形容潜心写作的二月河老师是很恰当的。

谈到历代税制改革，二月河说：我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经历了五次大变革，从春秋末期的“初税亩”到唐代的“租”、“庸”、“调”制，唐中叶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制度。赋税制度的历次重大改革，既有促进生产发展、繁荣经济的经验，也有像明末农民起义军建立起来的大顺国无税而亡的教训。有国家就要有税收，税重了不行，无税也不行，只有不断改革税收制度，使之有取有予，取之适度，公平合理，才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反之就会受到惩罚。

关于“摊丁入亩”，二月河如数家珍，他说：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政府一直征收两种赋税：一种是人丁税，一种是土地税。一个人活在世上，受着社会的滋养，得到政府的呵护，自然应该给政府缴人丁税；土地是生产资料，掌握土地的人，就应该给政府缴土地税。可是，到了雍正时期，清王朝经过70多年的和平发展，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厉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上出现了赤贫阶层。赤贫者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要他们缴人丁税比登天还难。另外，康熙制定了“永不加赋”的税收政策，将人丁税固定化，虽然出于良好的愿望，不料却引来了加剧税负不公的恶果。举个极端的例子：康熙年间有一个10口之家，由于遇到瘟疫灾荒的肆虐侵袭，到雍正年间，这10口之家死得只剩下了1个人，按规定这1个人要把原来10个人的税都缴出来。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如此一来，税负就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

“摊丁入亩”是把所有的人丁税统统取消，将这笔税平均摊入到田亩里随土地税征收。具体做法是：由州县政府对土地进行统一评定，按土地的肥瘦好坏分成上、中、下三等，将人丁税都摊入田亩里。上等地一亩摊多少，中等地一亩摊多少，下等地一亩摊多少，政府都有明确规定。政府征税时，不再按地、丁分征，而是由土地所有者统一完纳。

二月河对这项改革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赋税制度的划时代变革，对“摊丁入亩”的作用和影响，他归纳为两条：一是实行“摊丁入亩”，地多地好的就多缴税，地少地差的就少缴税，无地的“光丁”就不缴税，这无疑增加了地主的负担，减轻了贫民的负担，使无地贫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贫民无纳丁银之累，这种损富益贫之举有利于税负的公平，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二是人丁税和土地税合二为一，一并征收，确保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有田富人完成丁税的能力远远超过无地或少地的贫民。

03

关注农业税

2005年仲夏时节，二月河与河南国税系统的朋友聚集在西峡老界岭山区开笔会，授课之余，提到了国家“三农”政策，河南是全国农业大省，很自然地引出了关于农业税的话题。

“取消农业税，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意义，历朝历代、史无前例！”二月河掷地有声。他说，2004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参与了提出全免农业税的建议。隔了一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中国明年全免农业税。二月河阐述了三点理由：第一，取消农业税是给农民最直接的补贴，间接地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别；第二，取消农业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继续增长影响不大，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不会造成大的影响，这也是国家财力强大的表现；第三，历史上，康熙和乾隆盛世时，也曾经免征过农业税，都极大地增强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二月河说，我国取消农业税，还向农民发放种粮补贴、购买农机补贴，每户农民每年增加五六百元的收入，不‘取’反‘予’，反映了我国财力的强大和稳固，也反映了我国政府是爱民、亲民、为民的政府，是以人为本的政府。要想国富先要民富，要想国富就得先投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钱粮紧要，民命尤属紧要，有民始有钱粮，安民方能裕国。从这个角度来说，取消农业税也是安国富民的千古德政之举，更是得民心、合民意，惠及十亿农民的创举。

04

税收情缘

随着时光的推进，二月河老师与税收的情缘越来越深，在深入研究历代税制的基础上，他利用作家的社会影响力，围绕“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等民生焦点、热点问题，诚恳地提出完善税制的建议，积极参加各种改善民生的公益活动，为进一步构建良好的税收工作机制和依法纳税的社会氛围献言献策。在税务机关、文学团体、校园、社区……人们常常看到二月河老师讲授税收、历史知识，为下岗职工捐款的身影，那一份永远难以割舍的 “税收之缘”凝聚着对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