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消息》透出的“消息”

吴营洲

《诗经消息》[①]是一本有关《诗经》的新书。当我得知它成了“2018华文好书初选入围书目（文学类）”，便不禁搜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便令人思接千里。

一

众所周知，最初的《诗经》，仅仅是“诗”，仅仅是部“诗歌总集”。而到了汉代的汉武帝时代，统治者为了自身的统治需要，才将它切切实实尊奉为了“经”，以此来规范世人的言行。甚至还被尊奉为“五经之首”。

此后的两千年里，《诗经》一直雄踞在“经”的圣坛。

然而到了近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风东渐，民智渐开，“疑古”渐成时尚，在此大的背景下，被尊为“经”的《诗经》便渐渐被剥去了皇家生生给披上去的神圣外衣，重又恢复了“诗”的本来形容。

客观地讲，这是一种回归。物安其位，天理自然。其实这也是一种“拨乱反正”——“让民歌回归民歌！”

然而这本《诗经消息》，却“逆历史潮流而动”，欲让其重新登上“经”的圣坛。窃以为，这是一种“反动”。

当初统治者为什么要把“诗”尊奉为“经”呢？那是看重了“诗”的“教化”功能，即所谓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就是要把它“用作统治人民的工具”[③]。而今，为什么又要把它重新推上“经”的宝座，窃以为，恐怕也是迎合了执政者的某种需求。

这和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等，或许异曲同工。

何者为“经”？该书作者称：“所谓‘经’，即经过检验的，可以为一个共同体确立秩序、法则的典籍，经过两千余年的践行，《诗经》确实有了这样的能量。”

这里的“经过检验”，从其字面上看，当是经过了时间的检验。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罔顾事实，用个大词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请问，当年包括《诗经》在内的所谓“五经”被尊为“经”的时候，是“经过时间检验”了吗？充其量不过是经过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检验过罢了！

其实，所谓“检验”，还不是当政者的一句话！说它是“经”它就是“经”，芸芸众生都得以它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所谓“经”者——经百度得知——就是“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

二

众所周知，而今世人对《诗经》的解读，尽管在诸多篇什上乏有共识，但种种认识也是两千多年来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也是“历史”汰选的结果。

有论者称，《诗经消息》的作者“从根本的文化态度上是信古的”[④]。我却觉得该书的作者是在“复古”。

“信古”与“复古”只是词语有别，并无根本差异。因为“信古”，才想“复古”。当然，“复古”二字，或也可置换为“复辟”。

然而他的“信古”，“信”得有道理吗？恐也难说。

该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许多人认为，这（《蒹葭》）是一首爱情诗，讲的是一个人思慕心中的恋人，而恋人却可望不可即。

但是，古代的诗歌理论《毛诗序》却不这么看。它认为这是一首讽刺的诗。讽刺谁呢？春秋时期，秦国成为诸侯后的第一任国君，秦襄公。

说到这儿，我们得扯一扯秦国的发迹史。

在周朝，秦国原本只是一个附庸小国，后来，边境的西戎开始造反，而秦国和西戎又距离很近，首当其冲，只能硬着头皮上阵杀敌。

不过，这秦国是越战越强，在与西戎的对抗中，秦国的军事实力不断提高，土地持续扩张，统治势力增强了不少。

于是，秦国在周王室的地位大大提升，从附庸国，变成了一个大诸侯国。

本来，秦国是周王室的封国，遵循的是周朝的礼法。可是，在和西戎的接触中，秦国受到了影响，变得凶强好斗，成为大国之后，更是对礼仪文化越来越忽视。

所以，《蒹葭》这首诗，实质是大家唱出来讽刺秦国，不应该变得越来越“野蛮”的。

诗歌中的“伊人”，指的是周朝礼法，而“在水一方”呢，是要表达礼法已经距离我们很遥远了。[⑤]

在我看来，倘若如该书作者所言，诗歌中的“伊人”果真指的是“周朝礼法”，那么回过头来再细品一下这首《蒹葭》，究竟是“讽刺”秦襄公，还是在“歌颂”秦襄公的？

秦襄公对“伊人”——即所谓的“周朝礼法”——又是“溯洄从之”，又是“溯游从之”，苦苦寻求，这不明明是对“伊人”的强烈渴念吗？这不明明他是一心向善吗？怎么能说是“讽刺”呢！

有论者称：“毛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这样的解释，即使不算是谬说，至少是过分的曲折隐晦……”[⑥]

这话说得很对！尽管委婉！可是，为什么一个已被众多前人或学人唾弃了的观点，非要捡起来重又宣扬呢？为什么呢？

我不相信该书作者的智商有问题，我相信他心里是知道“对错”的，我相信他的“信古”自有他的价值取向。

此时此刻我又不由地想起了那个于丹。

三

众所周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相信这句话凡是读书人大都耳熟能详。

但是还有一句话，就是“任何文字都是作者的心灵史”！

倘若将这句话用在该书作者身上，恐也不无不当。

请看该书作者是如何“解读”《樛木》篇的。

关于《樛木》的“题旨”，委实如该书作者所言，“历来综括不同”，但，每个不同的阅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人生际遇或彼时的心境而做出自己的解读。这是常情常识，任何人都概莫能外。

或因此，该书作者便对《樛木》有了如下一段阐述：

各家括絜诗旨，虽各有不同，却不管是后妃下逮众妾，还是君子屈己下人、诸侯归心文王、群臣祝颂其君，都有一个差序结构在里面，俱从樛木的下曲与葛藟的上附而来。

……

人之一生，总会遇到某些决定性的关键时刻，并且会悄无声息地突然来临，对此必须充分留意。……

机会与时运，并非常常而有，也非强求可致，往往一闪即逝，如鸡蛋孵化时，小鸡在里边啐，母鸡在外边啄，必要啐啄同时，才会豁然脱壳。就仿佛天生樛木，也须葛藟生在树旁，且自身有向上愿望，又要待春夏草木方滋，方有援之而上的可能，稍有错失，时机将“亦莫我顾”。……

读书能读出文字背后的文字，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我不敢妄称自己是个读书人，但透过这段文字，或能隐隐感悟到了该书作者当下活得“志满意得”，十分滋润，乃至有了“睥睨万物”的底气。

他是把自己比作了“自身有向上愿望”的葛藟，恰恰又遇到了有意提携他的“樛木”，于是便站到了高枝上，“实现”了“自己的福禄之求”

我这是深文周纳吗？我这是在作“甚解”吗？自感不是。因为这意思该书作者自己都已说了：“现在真存着点读书心思的人，看到福禄两个字，心里会有隐隐的不舒服吧？‘君子固穷’，读书人不该是心思高洁，不理会进身之事吗？不过，古人大概没这么局促地非要拒斥世俗，君子的身位本来就是在社会之中的，……那些将要成为立法者的君子，法圣王而上出，如葛藟托樛木而上，不正显示出胸襟的磊落光明？离群而索居，立异以为高，逆情以干誉，何以为君子？”

感觉该书作者不仅自己活得滋润，还捎带着把那些未能抓住际遇者损了一下。

四

该书作者在一次访谈中，说了如下一些话：

“……孔子有一次和弟子们看到野鸡飞过之后停在树上，孔子感叹‘山梁雌雉，时哉时哉’，鸟要不停地飞啊，停下来啊，然后才能维持自己长期的平衡。一个人在时代里或许也是这样的吧，不停地动来动去（静也是一种动），根据不同的情境调整自己的判断和行为，才能对准时代，怎么可能只保持一个姿态不变化呢？”

“或许是我的偏见，我觉得现在很多作品有对黑暗过度暴露的嫌疑，其实是一个竞争策略，并不是良性的写作方式。……”

“……‘诗言志，歌永言’，士心为志，就是读书人会有志向，因为他要去为这个国家尽力，把这个国家弄得好一点，这就是志向；但诗歌还有另一个功能，‘歌永言’，就是用来调整心性，使自己变得从容宽裕，把心情调理好了，不要作出冲动的判断。二者也可以不矛盾，有志的读书人也需要调节自己的心性，调节心性的人也要知道各种不同人的志，两者都可以归于温柔敦厚。”[⑦]

这当是他的夫子自道。这既是他的处世法则，也是对世人的一种忠告。

我读后，不由地再次想起那个于丹，以及于丹熬制的“心灵鸡汤”：

“如果你过得不如意，你不要怪这个社会，你要反躬自省，问问自己的内心。大家看看，如果人人都这样，社会多么和谐啊。”

“……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它有时跟外在的物质生活不见得有紧密的联系。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其贫匮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真正快乐的力量，也就来自心灵的富足，来自一种教养，来自对理想的憧憬，也来自同良朋益友间的切磋交流。”

“……面对雾霾，大家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出门，不和它较劲。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现今的当政者，需要这样的人，也希望所有的人都持这等心态。

《红楼梦》中有句话，有些人是“应运而生”的，有些人是“应劫而生”的。

任何人虽都是“时代的产物”，但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抉择。尽管有时无奈，或被动。

[①]黄德海：《诗经消息》，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版。

[②]语出《毛诗序》。

[③]周满江：《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106页。

[④]李敬泽语，参见周茉：《黄德海〈诗经消息〉：在“经”的意义上擦亮“诗”》，中国作家网2018年9月13日。

[⑤]转引自仁仁阅：《〈诗经〉里描写的美女，为什么我们却感觉不到美？》，百家号2018年9月19日。

[⑥]程俊英：《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10月版，第345页。

[⑦]黄德海、走走：《来自〈诗经〉的阅读邀约》，《文学报》2018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