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出门，没有交通工具可不行。唐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有步舆、马、驴、骡子、骆驼、马车、驴车、牛车、毡车等，水上主要靠舟船出行。

步舆是一种靠人力肩抬、手挽的出行工具，也就是后人眼中的轿子。制作材料多为木板、竹、藤等。多用于宫廷贵族。在当时，步舆入宫是一种至上荣耀。根据抬方式的不同，又分为肩舆、腰舆和襻舆，前两者是抬在肩膀上，用手抬至腰部，而襻舆是在杠上系襻带，用肩膀来承受重量。

肩舆又称为“檐子”。对于乘檐子，政府也做出规定：三品不得过六人；四品、五品以下不得过四人；胥吏及商贾妻，不得乘檐子。如果是老人，或有疾的，可乘坐兜笼，不得过二人。老百姓不得乘坐檐子。人数越多，越说明檐子级别高。

兜笼是指只有座位而无舆厢的，通常由两人肩抬，制作比较简便，使用方便。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还用背笼作为出行工具，这种背行的方式仍留存于今天的西南地区。

下层民众多骑驴出行。唐朝时，骑驴非常普遍，各地便有了租驴、售驴的业务。“驴一头行廿里，功钱五十文”。骑一头驴，行二十里，需要五十文钱。民众连驴都买不起，需租来骑。李贺早年就是骑驴出行，喜欢到荒野古墓边寻觅佳句。贾岛也是骑在驴背上推敲诗文，甚至认为“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足可见真正有雅兴诗意的人，并不受限于物质上的贫困。

李贺

贾岛

骑马也一样，但骑马人的身份又高于骑驴的人。马是非常受欢迎的出行工具，不论贵贱，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只要经济许可，都策马出行。《旧唐书》中提到“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用鞍马而已”。故而，稍有家业的人家都在家中养良马，方便出行。

骑牛者大抵为隐士。李密在家闭门读书，有一次出门访客，就是乘坐一头黄牛，还把《汉书》挂在牛角上，一手牵着控制牛的绳子，一手则翻卷捧读，真是醉心于读书的嗜书瘾君子啊！骑慢悠悠的牛倒是极妙的方法，难怪要被记录在《旧唐书》中了：“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蒲鞯”是指垫在牛背上的蒲草垫子。

众所周知的《卖炭翁》中，卖炭翁便用牛车卖炭。韩愈指出，当时实际情况应为用驴车卖炭，白居易应是考虑到当时牛车卖炭比较广泛而改的。牛车、马车、驴车、骆驼车、毡车等是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

牛车又称为“犊车”。多为妇女乘坐，贵族若要乘坐牛车，就会把牛车装饰成花车，可怜的是牛——“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

毡车是游牧民族特有的，在内地的使用也很广泛。花蕊夫人的《宫词》中提到：“明朝驾幸游蚕市，暗使毡车就苑门”。

聪明又富有的唐人还会在马车内放置酒、琴、书，还有随身服侍的小童，让自己的出行舒服又方便。

说起来，让唐人感觉最舒适的出行方式是舟行。即从水上出行。每片水域都会有渡口，分为官渡和野渡。“野渡无人舟自横”便可作此证明。比如白马津口有渡船四艘，龙门渡口有三艘等。水上的交通工具有船舶、木船、竹船、皮船等，还有用于作战的战船，运载粮食的漕船和商船、海船等。

“但当乘扁舟，酒翁仍相随。或彻三弄笛，或成数联诗。自然莹心骨，何用神仙为。”从陆龟蒙的《明月湾》中可知，古人把乘舟看作是一种诗意生活，赛过神仙。白居易也是如此：“身兼妻子都三口，鹤与琴书共一船。”这些文人雅士出门，要带琴、书出门，除此之外，唐人居家远行，还要带哪些随身必备之物呢？

孙思邈为人们开具了出行必备清单：“随身常有熟艾一升，备急丸，辟鬼丸，生肌药，甘湿药，丁肿药水银，大黄芒硝，甘草，乾姜，桂心，蜀椒，不能更畜余药，此等常不可阙少，及一两卷百一备龟药方，并带辟毒蛇蜂蝎毒药随身也。”

孙思邈从医疗保健方面提醒人们行旅安全。此外，还有行李和雨具等。如若远游的话，还要准备被袋。唐人用的雨具为油帽、雨衣或油衣，多用绢丝做成，外面涂上油脂，故被称作“油衣”，避水性极好，与现代雨衣功能无异。

孙思邈

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出发了。出行分为短途郊游和长途游山玩水。郊游一般选择附近的名胜古迹，在中和、上巳、重阳等节庆的日子里，游宴、聚餐等是必不可少的郊游活动。还有些人喜欢到荒泽中喝到酩酊大醉，在荒野中酣睡。

出远门的话，须随身携带公牒，因唐律规定，但凡水陆关口各有门禁稽查行人所带物件，并须验证公牒。公牒，即今天的通行证。出门之前，由本人向县、州出具本人的身份证明以及出行理由、时间、路线等，由政府逐级申办。

唐人在路上诗兴大发怎么办呢？唐人重诗道，一旦风景太美，或忍不住思乡，或心生感慨，都会在旅馆的墙壁上题诗，形成了行旅路上独特的题壁诗风俗。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就在驿站墙上发现白居易的诗句，于是提诗首：“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也在驿站房间的墙壁上发现元稹的诗，于是又题壁诗曰：“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甚是有趣，为孤寂的旅途增添了一份别有风味的情趣，彰显文人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