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出门,没有交通工具可不行。唐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有步舆、马、驴、骡子、骆驼、马车、驴车、牛车、毡车等,水上主要靠舟船出行。
步舆是一种靠人力肩抬、手挽的出行工具,也就是后人眼中的轿子。制作材料多为木板、竹、藤等。多用于宫廷贵族。在当时,步舆入宫是一种至上荣耀。根据抬方式的不同,又分为肩舆、腰舆和襻舆,前两者是抬在肩膀上,用手抬至腰部,而襻舆是在杠上系襻带,用肩膀来承受重量。
肩舆又称为“檐子”。对于乘檐子,政府也做出规定:三品不得过六人;四品、五品以下不得过四人;胥吏及商贾妻,不得乘檐子。如果是老人,或有疾的,可乘坐兜笼,不得过二人。老百姓不得乘坐檐子。人数越多,越说明檐子级别高。
兜笼是指只有座位而无舆厢的,通常由两人肩抬,制作比较简便,使用方便。一些交通不便的地区,还用背笼作为出行工具,这种背行的方式仍留存于今天的西南地区。
下层民众多骑驴出行。唐朝时,骑驴非常普遍,各地便有了租驴、售驴的业务。“驴一头行廿里,功钱五十文”。骑一头驴,行二十里,需要五十文钱。民众连驴都买不起,需租来骑。李贺早年就是骑驴出行,喜欢到荒野古墓边寻觅佳句。贾岛也是骑在驴背上推敲诗文,甚至认为“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足可见真正有雅兴诗意的人,并不受限于物质上的贫困。
李贺
贾岛
骑马也一样,但骑马人的身份又高于骑驴的人。马是非常受欢迎的出行工具,不论贵贱,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只要经济许可,都策马出行。《旧唐书》中提到“在于他事,无复乘车,贵贱所行,通用鞍马而已”。故而,稍有家业的人家都在家中养良马,方便出行。
骑牛者大抵为隐士。李密在家闭门读书,有一次出门访客,就是乘坐一头黄牛,还把《汉书》挂在牛角上,一手牵着控制牛的绳子,一手则翻卷捧读,真是醉心于读书的嗜书瘾君子啊!骑慢悠悠的牛倒是极妙的方法,难怪要被记录在《旧唐书》中了:“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蒲鞯”是指垫在牛背上的蒲草垫子。
众所周知的《卖炭翁》中,卖炭翁便用牛车卖炭。韩愈指出,当时实际情况应为用驴车卖炭,白居易应是考虑到当时牛车卖炭比较广泛而改的。牛车、马车、驴车、骆驼车、毡车等是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
牛车又称为“犊车”。多为妇女乘坐,贵族若要乘坐牛车,就会把牛车装饰成花车,可怜的是牛——“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
毡车是游牧民族特有的,在内地的使用也很广泛。花蕊夫人的《宫词》中提到:“明朝驾幸游蚕市,暗使毡车就苑门”。
聪明又富有的唐人还会在马车内放置酒、琴、书,还有随身服侍的小童,让自己的出行舒服又方便。
说起来,让唐人感觉最舒适的出行方式是舟行。即从水上出行。每片水域都会有渡口,分为官渡和野渡。“野渡无人舟自横”便可作此证明。比如白马津口有渡船四艘,龙门渡口有三艘等。水上的交通工具有船舶、木船、竹船、皮船等,还有用于作战的战船,运载粮食的漕船和商船、海船等。
“但当乘扁舟,酒翁仍相随。或彻三弄笛,或成数联诗。自然莹心骨,何用神仙为。”从陆龟蒙的《明月湾》中可知,古人把乘舟看作是一种诗意生活,赛过神仙。白居易也是如此:“身兼妻子都三口,鹤与琴书共一船。”这些文人雅士出门,要带琴、书出门,除此之外,唐人居家远行,还要带哪些随身必备之物呢?
孙思邈为人们开具了出行必备清单:“随身常有熟艾一升,备急丸,辟鬼丸,生肌药,甘湿药,丁肿药水银,大黄芒硝,甘草,乾姜,桂心,蜀椒,不能更畜余药,此等常不可阙少,及一两卷百一备龟药方,并带辟毒蛇蜂蝎毒药随身也。”
孙思邈从医疗保健方面提醒人们行旅安全。此外,还有行李和雨具等。如若远游的话,还要准备被袋。唐人用的雨具为油帽、雨衣或油衣,多用绢丝做成,外面涂上油脂,故被称作“油衣”,避水性极好,与现代雨衣功能无异。
孙思邈
一切准备就绪,就可以出发了。出行分为短途郊游和长途游山玩水。郊游一般选择附近的名胜古迹,在中和、上巳、重阳等节庆的日子里,游宴、聚餐等是必不可少的郊游活动。还有些人喜欢到荒泽中喝到酩酊大醉,在荒野中酣睡。
出远门的话,须随身携带公牒,因唐律规定,但凡水陆关口各有门禁稽查行人所带物件,并须验证公牒。公牒,即今天的通行证。出门之前,由本人向县、州出具本人的身份证明以及出行理由、时间、路线等,由政府逐级申办。
唐人在路上诗兴大发怎么办呢?唐人重诗道,一旦风景太美,或忍不住思乡,或心生感慨,都会在旅馆的墙壁上题诗,形成了行旅路上独特的题壁诗风俗。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就在驿站墙上发现白居易的诗句,于是提诗首:“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也在驿站房间的墙壁上发现元稹的诗,于是又题壁诗曰:“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甚是有趣,为孤寂的旅途增添了一份别有风味的情趣,彰显文人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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