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或许多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崔向东认为豪族一般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豪族都是大土地所有者，拥有本末一体，实行多种经营的庄园。第二，通过部曲佃客制奴役众多的依附农民。第三，豪族拥有私人武装。第四，豪族一般都是大家族，聚族而居，利用宗族关系控制众多的宗族和宾客，形成强大的宗族势力。”

西汉前期豪族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主要包括：六国宗室及贵族后裔、汉代军功贵族和食封贵族、大商人、豪侠、地方强宗等。在西汉前期它们是游离于专制王权之外的强大社会势力。西汉政府打击豪族的主要手段是以充实皇帝陵墓的名义强制迁徙豪族。汉武帝时期是豪族发展的转折点。一方面他采用经济手段如算缗、告缗、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用国家的力量调控市场，防止豪族垄断。另一方面独尊儒术，把读儒家经典和做官联系起来，实际上当时能读得起书的都是地主富豪，这就为豪族幵放了通经致仕的道路。在国家强力规划和诱导下，豪族开始纳入王权体系，各种社会形态的豪族开始向集地主、官僚、士人为一体的士大夫豪族转化。

西汉后期，政府力量削弱，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与之相应的是产生了大量的流民。豪族的势力迅速膨胀，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社会矛盾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西汉王朝被王莽新朝所取代。王莽革新的措施不太切合实际，而且触犯了豪族的利益，王莽革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豪族的抵制。世家大族一旦完成由豪族向士族的转化，就会形成独特的家风家学，家风是区别于其他士族家庭的门风，家学是世代相袭的儒家经典。儒家文化在豪族的士族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崔向东指出：“豪族的儒化、士族化使豪族的精神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儒学由豪族获得利禄的工具变成其思想、人格的内在修养和追求，儒学作为思想文化的本质力量和真正作用被发挥出来。

儒学被豪族作为内在的精神追求日益凸显，儒家思想已经内化为学习者的一种修养并外化为行动上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过程，也就实现了豪族性格的转变。从两汉比较看，西汉的豪族世代通经的少，尤其是豪族的前期形态，形象粗鄙，缺乏道德自觉和行为自律。东汉时期，经过西汉以来的学术发展和家族文化积累，豪族的文化素养和伦理道德修养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由侠勇尚武向崇文守礼转化，并具有了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豪族转化为士族的外在表现就是由尚武变成崇文。就吴地本土而言，也有同样的特点：士族崇尚文教，而豪族任侠尚武。

两汉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在北方，江南经济发展缓慢，有一些家族还没有完成由豪族向士族的转化，比如吴兴沈氏、阳羡周氏。沈约在《宋书》中论及吴兴沈氏在孙吴时期的宗族概况：“沈宪字元礼，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阳侯，才志显于吴朝。沈矫，以节气立名，仕为立武校尉、偏将军、封列侯，建威将军，新都太守。孙皓时，有将帅之称。”沈约自述家世难免有夸大之嫌，实际上沈宪、沈矫在《三国志》中都没有立传，而吴兴沈氏在东晋起是以武力著称的，直到南朝后期沈氏才转化为“文化士族”。阳羡周氏，孙吴时期代表人物是周舫。周舫于孙权中期出仕，以武力见称。他先是平定鄱阳湖流域彭绮领导的农民起义，后来在魏吴会战中打败曹魏名将曹休。

他的儿子周处生活在吴晋之交，以“除三害”闻名远近。孙子周记在西晋末年领兵“三定江南”。阳羡周氏是两晋之交武力最盛的豪族。对此，陈寅恪论述道：“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级略可分为两类，一为文化士族，如吴郡顾陆等是，一为武力强宗，如义兴周氏等是，大概均系由武力强宗或豪霸逐渐进入文化士族。朱、张、顾、陆进入文化士族的阶段较早，今江苏苏州地区（吴郡）为其最高文化区，浙江绍兴（会稽）孔、贺诸族文化程度亦高。吴兴及其吴兴分出的义兴周、沈、钱则为地方强宗，最为豪霸。”“武力强宗”是没有完成转化的豪族，“文化士族”是士族化了的豪族。

陈先生的话意在指出以顾、陆、朱、张为代表的士族已经完成了由豪族向士族的演进，而义兴周氏等还处在豪族阶段。汉末三国时期北方多战乱，大量中原人士南迁，是孙吴统治集团的有机构成部分。他们当中既有士族也有豪族，江北士族集团以士族为主，淮泗将领集团以豪族为主。吴郡顾氏，顾氏是越王勾践的后代，是土生土长的士族，这在江东士族中是很少见的。顾氏主要代表人物是顾雍，他的曾祖父曾经做过颍川太守。顾雍受到汉末到江南避难的大名士蔡邑的赏识，他后来官至丞相。张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年的时候就受学《左传》，博览群书，还擅长书法。张昭是孙策生前最倚重的人物，把他比作管仲，之后又把孙权托付给他。他在孙权统治初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就屡遭排挤，老年专心于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