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梳理三国这段历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像曹操、司马懿和司马昭这样的政治强人，其为人处世和才能都有可称道的地方。但历史对他们评价却非常复杂，敢与他们争权夺势的人物都是好样的。而对于曹芳、曹髦、司马炎和司马衷这样的二代三代，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则倾向于认可，敢与他们争权夺势的人物都是大逆不道的。

这种奇怪现象正是皇权政治宣传的结果。如果说曹操、司马懿和司马昭是“贼”，那曹芳、曹髦、司马炎和司马衷只不过是在享受自己前辈夺来的“贼赃”而已。换言之，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也没有什么合法性，权臣与他们争权夺利，又何来大逆不道可言呢？

但皇权政治下，史官必须得先为天下找一个合法的主人来尊崇，否则历史就会写成“天下本无主，兵强马壮者得之。”这种观点显然与皇权思想背道而驰。所以皇权政治下写出来的历史，总会先确定天下属于某个皇帝或某个皇族，其他人胆敢与这个皇帝或这个皇族争权夺利，就是大逆不道。

最初，史官把天下确定天下属于刘姓皇族，任何外姓胆敢与刘氏皇族争权夺利就是大逆不道。

刘氏皇族彻底衰亡之后，史官为天下找了一个新主人。于是曹氏皇族这个从前盗取天下的“贼”，摇身一变成为天下合法的主人，任何外姓胆敢与曹氏皇族争权夺利就是大逆不道。

曹氏皇族彻底衰亡之后，史官又为天下找了一个新主人。于是司马氏皇族这个从前盗取天下的“贼”，摇身一变成为天下合法的主人，任何外姓胆敢与司马氏皇族争权夺利就是大逆不道。

我不想评价史官的这种做法对或不对，我只想说：天下从来都不属于刘氏，也不属于曹氏，更不属于司马氏。天下本无主，兵强马壮者得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谁代表天下人的利益，谁才配执掌天下。

皇权本身并不神圣，如果控制天下的家族实力足够，皇权才会变得神圣。如果这个家族实力衰弱，所谓的乱臣自然会纷涌而出。真实的历史是：皇帝自古轮流做，明年轮到我家来。

从曹魏帝国开始，皇权就已经没有什么神圣和神秘可言了。因为此后的四五百年，所谓的帝国都如同走马灯，所谓的皇帝接二连三地死于非命，所谓的乱臣贼子更是成群结队地往外冒。

乱臣贼子欺凌皇帝，一步步篡夺皇权，基于皇权的立场去看自然是大逆不道。问题是：哪个家族的皇权不是夺来的呢？他们后来修成了正果，所以就一再强迫民众接受天下属于皇帝家族的事实，把任何试图抢夺家天下的人都说成是大逆不道的。问题是：他们在造反的时候，怎么不发表这种言论呢？

始皇帝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始皇帝的这种狂言只是一种梦想，但在后世，又有哪个开国帝王放弃过这种梦想呢？

对于修成正果的家族而言，如何使这种梦想变为现实，才是当务之急。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开国帝王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却无一例外地全部失败了。

曹丕称帝之后，打压外戚和皇族，与豪门士族共治天下，最终却被豪门士族代表的司马家族篡夺了皇位；司马炎称帝之后，吸取了曹魏灭亡的教训，开始扶植皇族势力，大肆分封诸王。虽然没有豪门士族可以篡夺司马家族的皇位，但西晋帝国却在诸王火并中变得四分五裂，继而走向灭亡。

再到后来的南北朝时期，不管开国帝王们用何种手段保证帝国的延续性，所谓的“长久帝国”都会在开国帝王去世后走向衰弱。哪怕是大一统的隋帝国，也延续了南北朝的短命基因；而所谓的“大唐帝国”，更是手足相残、父子相残、皇后太后专权、大规模叛乱和实权派分庭抗礼一样不缺。

直到宋朝，皇权才逐渐变得稳固，原因就在于科举制的成熟。科举制成熟之后，官员只是官员，而不再是豪门士族的首脑。想以官员的身份推翻帝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大家可以翻翻史书，自宋朝以后，成功篡权夺位的乱臣贼子变得少而又少。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科举制的成熟，成熟的科举制又催生了成熟的官僚集团。

很多人都认为：科举制的出现，是某位政治人物的灵光一现，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在隋唐之前，即使有人想到了类似科举的制度，也没有能力将之转化为现实，因为豪门士族会极力反对科举制的出现。因为科举制一旦成为现实，豪门士族就无法继续垄断帝国的人事权力。而在交通和媒介相对落后的社会中，最高统治者也无法把自己的统治触角伸进帝国的各个角落。在这种背景下，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只有默认豪门士族垄断帝国人事权力的事实。

很多人攻击科举制，认为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对此我不予置评，我只是简单地罗列两点：一、科举制使得当时的中国名臣辈出，保证了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先地位；二、科举制的出现，使得豪门士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所谓三国，不过是一场权贵子弟的狂欢。狂欢落幕，为之还账的是整个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