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今天带大家畅游历史的海洋，探索过往的事件奥妙噢！继西南联大之后，中山大学也于1938年10月19日开始分批离开广州，迁往云南澄江办学。这次内迁分两路前往:一路走内地，乘火车到衡阳，转湘桂线，由贵阳转汽车抵昆明，再乘火车到呈贡，再骑马到到贵州独山，经都匀到贵阳澄江；另一路从广州、汕头、澳门等地到香港继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转乘滇越铁路经河内、老街到昆明。从1939年1月30日至2月28日，全校共组织15批750人搬迁到澄江。

另有几百名学生从广州北撤至连县，继分散结伴从连江西行，徒步赴滇，经粤、湘、桂、黔、滇五省，始抵澄江。沿途搬迁，颠沛流、学生1736人分散在澄江县城附近的庙宇、离，不但人员极度疲劳，图书仪器也损失不少。全校7个学院的教职工245人祠堂、民房等，营造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在动乱中得以弦歌再续。时澄江办学条件甚差，疟疾流行，严重威胁师生健康，教学、研究也有诸多不便。但中山大学师生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体验时难，坚持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同样大有收获。

以中山大学的名气和感召力，有不少著名学者应聘来校任教，如古生物学家、后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院士）的杨遵仪教授，测绘学家、后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教授，著名天文学家穆木天教授等。学校经常举行学术讲座，各学院按学科安排，如文学院历史系朱谦之讲《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学说》，听众甚感兴趣和振奋。此说至今拥有越来越多的信众。另有该系罗香林教授讲《五十年来中国之史学》，文学院长吴康作《康德哲学提要》等。

学校还根据形势变化开设新课程，如地理系吕逸卿教授开艰苦的生活未能阻挡中山大学师生的科研步伐。地质系师生多次到野外实“战争地理”，吸引许多热血青年前来听课习，采到大量岩石、古生物标本，能满足教学实验的需要。地理系师生在吴尚时教授带领下，足迹遍及澄江、晋宁、蒙自、个旧、曲溪、通海、江川、阳宗海、玉溪等地，考察那里的地形、水文、植物、土壤和人文经济，写成报告，刊登在于澄江复刊的《地理与旅行》杂志上。吴尚时以澄江为基地，研究附近地形写出《云南澄江盆地之地形》、《云南中部地形》、《四川地形之商讨》等论文提出不少开拓性见解。

如对滇池成因，西南联大一些教授认为是地表侵蚀而成，吴尚时认为是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大断层陷落形成，这个见解后得到公认1940年8月，以远离广东根据地，不利于培养广东所需人才等原因，中山大学奉令迁回广东乐昌坪石，继续办学。临走前，许崇清校长写了《告别澄江民众书》，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澄江人民道谢告别，还有不少教授撰写诗文，编成《骊歌》出版，今已成为珍贵历史文物。中山大学迁回坪石，分散在粤湘交界各地，利用庙宇和新建房舍办学，教学秩序日渐正常。

1942年学生人数从迁回之初的1736人增加到4197人。对学生而言，迁到坪石后，“的确是读书了，宿里、教室里、图书馆都有人看书”，“研究的空气和写作的空气都相当浓厚，……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普遍的建立起来，刊物亦如雨后春笋。这些集体活动，都说明中大学生的读书空气和生活态度”许崇清校长特别注重师资队伍建设，聘请一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他们是李达、王亚南、洪深、梅龚彬、石兆棠、许幸之胡世华、卢鹤绂等，无论文理工农师范各学院都有这样的著名学者从教和开展学术研究，取得成果更不在少数。

如历史系朱谦之教授的《历史哲学大纲》、《文化哲学》《历史学派经济学》等，人类学杨成志教授的《罗罗经典及文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等，法学院黄文山教授的《文化学论文集》、《西洋知识发展纲要》和译作《当代社会学学说》等。至地质系、地理系师生，分别在系主任杨遵仪、吴尚时带领下，踏遍粤北、湘南的山山水水，考察地层、构造、古生物、地形、河流水文，撰写了不少论著和调查报告，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价值，为中山大学成为地学在我国的一个重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军进犯粤北，国民党守军不敌，粤汉铁路失陷，坪石处于被敌包围之势。迫于形势，中山大学再次仓促迁校，一部分走粤东，定于梅县；一部分突围，抵连县；还有一部分散布在仁化，在极端困难中继续办学。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取得胜利。中山大学师生于10月陆续回广州复校，结束了7的流离办学历史。这期间经历的苦难、精神折磨和提升，人才培养和学术成果，都大有可书特书之处，永远铭刻于珠江文化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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