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军事史上，有一场至今仍被现代西方军队津津乐道的战役，后世很多著名将领以此为范，威尔杜兰特评价其：“这是前所未有的指挥艺术的典范，亦影响了往后两千年的军事战术”。

这就是公元前216年8月发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被后世誉为歼灭战的代名词的“坎尼会战”。此役，罗马人付出了有史以来最沉重的代价，罗马军队几乎全军覆没，5.4万人阵亡，1.8万人被俘，执政官鲍鲁斯连同80名元老丧生，而迦太基方面损失不足6000人。

汉尼拔在坎尼会战里使用的双重包抄战术被视为是上最伟大的战场调遣战术，也是西方首次使用钳形战术的人。坎尼会战是一场经典的歼灭战，是古代军事史上以少数包围多数并取得重大胜利的前所未有的光辉范例，无论是战场选择、战术运用，还是临机指挥等，都可以称得上战争史上的佳作。坎尼会战对后世西方军事的影响也可谓极为深远。

集中优势，逐个击破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拿破仑组织指挥的多数战役，“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他的战法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当时，反法同盟军人数众多，拿破仑常常是在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作战。然而，法军却常能获胜，其主要奥妙就在于拿破仑充分吸取了坎尼会战中汉尼拔的作战经验，不仅敢于在全局上以少击众，而且善于在关键的局部上集中兵力，造成自己的优势和主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歼灭敌人。拿破仑用这种战法取胜的战役共有三十多个。

特利茨之战(亦称“三帝会战”)，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例。当时，法军约7万人，面对俄军7万多人、奥军1万多人；另外还有俄军后续部队3万余人正向前开进，普鲁士军10多万人也准备出动，威胁法军侧后，形势很不利于法军。拿破仑根据当时形势，决心抓住俄军后续部队未到，普军尚未行动的时机，迅速同当面俄奥联军进行决战。他在总兵力少于当面之敌的情况下，故作姿态，主动向后撤退，并放弃有利于防守的普拉钦高地，以诱使俄奥联军迅速向法军进击和向法军实施迁回，从而造成联军战线拉长、兵力分散、翼侧暴露的态势，以利于法军进行攻击。这与汉尼拔当时采用的战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巧妙迂回，攻其不备

西方后世的军事家大多都以坎尼为侧后攻击的指导典范。施利芬就是一个“痴迷”于坎尼的德意志帝国的参谋长。他提出的著名的“施利芬计划”就是坎尼战术在战略上的变形，期望通过一个大迂回运动以足以与坎尼媲美。尽管以此为蓝本的马恩河战役没有成功，坎尼模式在战略层面上是否有实际意义受到质疑，但无法掩盖坎尼对西方后世军事思想的影响之深。二战中德军的闪击战一个重要精髓就是以快速部队大纵深迂回包围歼灭对方重兵集团，这是坎尼模式的另一种变现形式。

而在战术层面上，坎尼模式也得到了延伸运用。典型的像亚历山大大帝之父腓力二世的“砧锤战术”，是在不完全条件下的不完全的坎尼模式，即由中央重步兵方阵吸住敌军，以轻步兵和轻骑兵保护己方左翼，以右翼突击骑兵侧击敌人。坎尼模式也刺激军事家和指挥官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对方阵线的侧后。施利芬曾说过“侧后攻击是一切战术的精华所在”，虽有些夸大，但可见坎尼的影响非同一般。海湾战争中联军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曾经研读过坎尼会战并将其运用到地面作战中。美军第7军在1991年2月24日-28日，对伊拉克军队进行了长达89个小时的地面进攻，其中第7军从伊拉克军队翼侧防御薄弱部位，出其不意突入伊拉克腹地，机动约260公里，达成全歼伊军的作战目的。此次行动，颇似拳击中的左勾拳，后来被军界称之为强有力的“左勾拳行动”。威尔杜兰特评价其：“这是前所未有的指挥艺术的典范，亦影响了往后两千年的军事战术”。

信息欺骗，隐真示假

所谓信息欺骗，就是利用电子伪装、电子佯动、网络欺骗、“虚拟现实战”等为一法，对我战役战斗企图、部署和行动隐真不假，迷惑、欺骗和调动敌人，造成敌人情报失实，判断决策失误，以求形成对我有利的态势或达成战役战斗突然性。

坎尼会战中，汉尼拔摆出一个特别的阵势：军队成半月形，中央突出部分为战斗力较弱的步兵，两翼则是战斗力很强的骑兵。

汉尼拔的用意，是以突出的步兵引诱罗马军主力集中攻击中央，将其诱入己方阵内，再以两翼强大的骑兵和重装步兵首先歼灭罗马军的两翼骑兵，尔后迂回至敌阵之后，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为隐匿联军部队的“左勾拳”行动，将伊军防御兵力牵引在科威特地区，多国部队根据伊军的作战企图、兵力部署以及其在两伊战争中呈现的作战定势，将信息欺骗的主题拆解为多个拼图模块。这些模块主要包括：在沙特和科威特东海岸举行持续高强度的两栖登陆演习；在波斯湾海域展示联军海上作战力量；两栖登陆前进行蛙人实兵训练，在科威特以南沙特境内虚设联合登陆作战司令部等。这些模块来自不同的角度，但却指向一致，连续不断地反映着同一个主题，从而顺利达成了对伊军信息欺骗的既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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